今（1955年4月11日）午载有我代表团人员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印度航空公司专机在沙捞越、古晋以北100海里失事下降坠海，该机最后和本港机场联络时间为下午6时25分。较晚的消息说：印航机在11日下午6时30分（香港时间）曾发出三次求救讯号，雅加达机场即询问周总理是否在机上，该机答复没有，接着即无讯息。在此以前8分钟，该机和雅加达机场联络时仍报航行正常和正在航行的地点。另据本港印航公司证实，该机在当天下午6时35分后即失掉联络，失事地点距雅加达仍有约一小时半的航程，据此估计该机失事时间约为当天下午6时25分至6时35分（香港时间）之间。
1955年4月11日，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弓星座式飞机，搭载着出席亚非会议的我方工作人员，自香港飞往印尼首都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上空突然爆炸，机上11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除3名机组人员幸运逃生外，其他人全部遇难。
国民党特务选了一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烂仔，担负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
几十年来，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众说纷纭，一度曾经被人称为冷战时代国共间谍对峙的一大疑案，蒙匕一层神秘的面纱。解密的外交档案不仅揭示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同时也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自从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之后，美蒋特务针对新中国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不过是当时一系列破坏活动的一部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谋害的目标是出席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的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炸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遇难的除了中方人员外，还有波兰、奥地利的记者以及越南的工作人员，手段之残忍、涉及面之广、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在当时可谓是空前的。
1955年1月上旬，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美合作局派遣两名特务前往香港，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特务一起，策划袭击中共人士的恐怖计划。
他们当时获悉，4月初，郭沫若将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经香港赴印度，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国家会议。于是，他们准备在代表团所乘飞机上做文章。
3月份的时候，美蒋特务机关获得情报，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取道香港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亚非会议。
台湾特务机关感到这是一个谋杀周恩来的绝好时机，如果能够成功的话，影响和震动不可估量。于是，国民党保密局立即指示其在香港的情报站，把原来的计划改为爆炸周恩来所乘坐的飞机。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周恩来本来是计划经香港前往万隆的，是临时改变了路线。然而在外交档案中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
其实，在准备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的路线时，周恩来并没有途径香港的计划。当时，代表团人员准备分三批动身，第一批由秘书长率领，先期到达万隆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第二批是一般工作人员和记者，由他们负责押运代表团的物资；第三批是团长和团员。
周恩来一直希望经缅甸前往印尼。周恩来的目的，是想在亚非会议之前，能够先行跟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晤，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所以，当时只是在考虑，是乘飞机到缅甸，还是从陆路过去。
对此，解密外交档案记载，当时外交部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乘飞机有两种办法。甲方案是包印度飞机，自昆明经仰光至新加坡或雅加达。约需2天时间，按昆明至仰光约需4到5个小时，仰光至新加坡约需5个半小时，新加坡至雅加达约需2个小时，如不计途中停留时间，共约需11到12个小时。乙方案是乘我国飞机自昆明飞至缅甸北部曼德勒，然后乘缅甸飞机经仰光至新加坡，新加坡至雅加达再乘英国、印尼或荷兰飞机。乘我国飞机需将伊拉舍尔型军事运输机改装，费时一个半月。空军的驾驶员未飞过这一航线，与缅甸地面联络有困难，加油也有困难，因缅甸用英美航油，我用苏联航油。空军司令部认为以上问题如获解决是可以飞的，但他们倾向于最好不担任此项任务。
二、走滇缅公路。自昆明至腊戍共长1157公里，坐汽车需5天。到腊戍后可乘缅甸飞机至仰光或继续飞至新加坡，到雅加达共需6到7天。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的一段长964公里，大半是山路，汽车（卧车）可以行驶，但雨天爬高山不方便，吉普车通行无阻。卧车如日行7小时，每小时30公里，则5天可到，如速度稍加快，则4天可到。这一段治安无问题。缅甸境内一段长193公里，道路平坦，仅1天可到。缅甸当局对交通线防卫很严，但公路所通过的珊族集聚区民间散有枪支，且有我国的逃亡反革命分子。以上两方案，请作原则决定，以便进行具体准备工作。
本来周总理是倾向于走陆路的，但是3月12日中午，他突然剧烈腹痛，经检查，确诊为急性阑尾炎。
当天晚上医生为周恩来进行了手术。手术后，周恩来在医院休养，一直到3月28日才出院。在出院前，由医生对周恩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会诊结果认为：伤口恢复很好。惟闻总理近将外出工作，需长途乘坐汽车，专家特建议如下：一、乘坐汽车2到3小时需休息1小时：二、腹部应包腹带；三、注意饮食。四、除黄树则（时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同志照顾外，另派外科专家王励耕主任送至我国边境。
4月3日，周恩来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
吴拉茂转达了吴努总理的口信：吴努总理希望周总理能在15日前到达仰光。
周恩来表示在这之前到达有困难，因为根据医生的嘱咐，要在手术后4个星期才能乘坐汽车旅行，而从昆明到中缅边境需要5天，因此最快也要到4月14日才能进入缅甸境内。可见，当时是计划好了走陆路的。
吴拉茂把周总理的意思报告给了缅甸政府。
第二天，吴拉茂转来了吴努总理给周恩来的信：我遗憾地从吴拉茂大使那里获悉，你最近因为盲肠炎而动用手术。鉴于你目前的健康状况，我决不建议你沿陆路从昆明到畹町。1940年我曾经走过那条路，因此我知道，在你目前的健康情况下，这一旅程将会使你感到多么疲惫。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请求你们在13日而不是14日直飞仰光。这会使你在仰光能够好好地休息。万隆的会议本身也很累人。因此，我请求你在仰光好好地休息。至于边境的会晤时间，可以安排在你完全恢复健康后。
4月5日，周恩来总理复电吴努总理：收到您4月4日的来电。感谢您在来电中对我表示的关怀和好意。考虑了您的意见以后，我己嘱中国驻印度使馆同印度航空公司安排自昆明至仰光的飞行。如果印度航空公司能担负仰光昆明间的来往飞行，我将在13日自昆明直飞仰光。否则，将按原计划沿陆路自昆明至畹町，14日晨入缅甸国境。
这一切在当时都属绝密，国民党特务机关当然无从知道，他们以为周恩来会乘飞机过境香港。
为了实施爆炸计划，国民党保密局专门准备好了一批炸药，其中包括4枚美国制造的钟型定时发火器，即********。
保密局将炸弹交给一个在四川号货轮上当厨师的小特务，由他从基隆偷偷运到香港，然后交给以就记电料行为掩护的香港情报站第五联络组。
香港情报站拿到了炸弹，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一个实施爆炸计划的人。这个人要能够自由地进入机场和接近飞机，并可以把炸弹安放在飞机上。特务机关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是计划成功的关键。这个人最好长期在机场工作，而且一定要是不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
于是，特务机关开始秘密探访，寻找在机场工作，能担任一项具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工作的人选。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一个叫周驹（又名周梓铭）的人进入了特务机关的视线。
周驹，20来岁，受雇于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启德机场做清洁工，是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烂仔。据说当时公司正准备把他开除。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立即开始接近周驹。
从3月27日到31日，国民党香港情报站一个姓吴的特务头子多次找周驹，先是跟他闲聊，对他的个性、嗜好、人品进行了观察。接下来，开始详细地询问他在机场的工作情况。几次下来，特务机关完全摸清了周驹的底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人可以利用。
3月31日，姓吴的再次找到周驹，这回没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摊牌，明确提出想让周驹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问周驹是否愿意。
周驹一听这话，吓了一跳。他虽说是个好吃懒做的烂仔，但这件事情的分量他心里还是清楚的，弄不好要蹲大狱掉脑袋。周驹连连摇头，说太危险了，不干。
见此情形，姓吴的开始软硬兼施，并告诉周驹：既然特务机关选中你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为了怕把周驹吓着，姓吴的又说，特务机关会全力配合你行动，到时香港情报站特务将负责现场指挥，有详细的行动计划和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案，不会有任何危险。接着，他又对周驹许诺，事成之后，周驹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而且还可以安排去台湾定居等等。
60万港币，这在当时堪称是天文数字。周驹听了之后，开始动心，但毕竟事关性命，所以当时还是没敢答应。
当天晚上，姓吴的又来到周驹的住处劝说，周驹最后终于答应下来。
为了防止周驹泄露消息或临阵退缩，特务机关随即把周驹带到一家饭店里住下，由小特务时刻监视，以防意外。接着，姓吴的根据周驹提供的机场里面的详细情况，向周驹交代了爆炸行动的整个计划和具体细节，让他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进行演练，并教会他如何安装使用********。
就在美蒋特务加紧进行破坏准备的时候，我情报部门也获得了美蒋特务阴谋在香港对我实施破坏行动的情报。情报显示，美蒋特务有可能会从事破坏活动，但是对破坏活动的具体细节尚不清楚。当时估计的是，破坏活动可能会有几种情况，诸如破坏交通工具，在沿途实施破坏，或暗杀代表团成员等。有关部门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时，周恩来已经率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云南昆明。得此情报后，周恩来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4月9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命令工作人员迅速将这一情况告诉外交部，并指示外交部，在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启德机场之前，立即将我情报部门获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的情况，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将周总理的指示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并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副司长张越紧急召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并要求他立即转告港英当局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
周恩来捎回了邓颖超写来的信，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敌人的破坏计划使人们为周总理一行的万隆之行感到担心。
4月10日，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外出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归来！
4月12日凌晨，周恩来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
周恩来当然清楚，敌人暗杀阴谋的主要目标是他本人，从他特意将邓颖超的来信和自己的回信寄给邓颖超免得失落这一举动来看，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按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将于4月11日上午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然后飞往雅加达。在香港的代表团成员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后，立即进行研究，制定了应对方案。
当日凌晨1点多钟，代表团派新华社香港分社潘德声来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经理的家里。
潘德声告诉印度经理：我深夜来见你，是因为刚刚接到消息，有人要阻挠中国代表团顺利前往雅加达，如果发生问题，后果将非常严重。潘德声要求印度航空公司方面采取必要措施，保障飞机和人员的安全。
印度经理起初对中方的提醒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克什米尔公主号11日中午才抵达香港，而且按计划只在启德机场停留1小时零10分钟，也不在机场过夜，加油后即刻起飞，应该不会有谁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破坏。
潘德声强调，机场的地勤人员里面就有亲蒋反共分子，很难保证这些人不会从事破坏活动。潘德声坚持要求印航必须加强安全措施。
印度经理最后答应，他会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监督，派印度航空公司自己的机械师负责对飞机进行检查，并安排专人押运行李，同时对飞机的燃油、食品等进行监督。
有了印度经理的这番许诺，大家才略微放心一些。
1955年4月11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实施其罪恶计划的日子。
上午11时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架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在当时是不错的飞机了。
据档案记载，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一共有7个人，包括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工程师、飞行事务员、空中服务员、机械师等。
此时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没有进行认真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10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带进机场的，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周驹是将炸药装进牙膏里带进去的。从解密档案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
据解密档案记载，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颗约茶杯大的********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趁着打扫的机会，把********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等云。当天，黄邓二人带周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分子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使周总理受难，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联系，这时周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八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一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
按照事先跟印航的商定，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潘德声上前询问：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
印航经理答道：OK!
潘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
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
两人随后登上飞机作进一步的检查。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30多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景泰蓝等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从香港到雅加达的飞行时间是6个半小时，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是根据幸存的机组人员的回忆记录下来的飞机坠入大海瞬间的真实情景：
飞机于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4时25分从香港起飞。飞机上共有11个乘客，并载有3780英加仑燃料和140英加仑滑油。当时起飞重量是98376磅，载荷分布适当，重心在25%平均空气动力弦。
飞机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资格最老、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他总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飞乘组的其他人员也是有经验的人员，都持有专业执照。
起飞后，飞机和地面电台进行了例行通报。大约在9时23分，当飞机在良好天气下在18000英尺上空飞行时，飞机上发生了爆炸。
3个生还的飞乘组组员都听见了这一爆炸，但是爆炸声是不是响得足以使机上的每个人都听见，这方面还有一些疑问。
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当时正在客舱内睡觉，他是被爆炸所震醒的。他当时发现有烟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怀疑后行李舱起了火。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接近了机身。飞机维护工程师卡尼克估计机翼支持不了多久，因为金属正在熔化。
在下降时，副驾驶狄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商量后，发出求救信号。
飞机向左转弯，企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先发给所有乘客，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非常浓的黑烟进入飞乘舱，使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尽管作了一切努力，想拉平飞机以便降落，飞机还是略为向右侧转，右翼冲到了海面。
在飞机坠落将及水面时，从窗口跃海的有6个人，我们3个是泅水7个小时登陆的，其余3个则不知存亡。3人后被印尼当地一村民救起。
对残骸进行检查证明：一个********在右翼轮舱内爆炸，炸弹的一些零件还卡在残骸内。
这是飞机爆炸、燃烧，并冲向大海的情景，如果没有生还者的话，那么这个瞬间恐怕就永远不为人知了。这里面有一句话值得回味：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能保持如此镇静，确实令人敬佩。当飞机在大海上折成数段并沉入大海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同他们所为之牺牲的事业一样，永远地为人们所记忆，他们是：
石志昂，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李肇基，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李炳衡（又名李平），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杜宏，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郝风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钟步云，总理司机。
三名外籍人士是：王明芳，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严斐德，奥地利记者；斯塔莱茨，波兰记者。
生还的机械师曾告诉印尼交通部负责调查事件的官员，当飞机坠海后，曾看见一架英国水陆两用飞机在上空盘旋，尽管生还者向其呼救，但飞机没有降落。后来英国方面解释，因为失事水域是印尼领海，所以飞机没有降落。
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透露周恩来即将遭到暗杀
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爆炸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当时不少人以为周恩来在这架飞机上。这一点从4月12日我驻驻印尼大使黄镇向外交部递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当我正式通知印尼外交部关于代表团工作人员及记者11人来雅之消息时，对方一再问随机来的是否有周总理或其他重要人员，虽经我一再解释，对方仍半信半疑，随后(10日上午)印尼外交部交际处副处长姆衣斯又约林秘书谈话，询问11日到底来些什么人，如果是周总理，就安排阿利总理赴机场欢迎。我虽重述了前通知，但对方仍未完全置信。
11日下午迎候包机来到时，外交部布置的迎接场面比较大，作迎接重要人员之准备，礼宾司长乌多约率工作人员多名，当场的摄影记者不下十人，其中包括合众社记者。候机室门口增加了警察多名，外面则有约百名自动来迎接的华侨，声称前来迎接周总理。
候机时乌多约问林秘书今天来的到底是什么人，是否有重要团员，如果周总理来，外长一定来接，阿利总理虽有病亦可能来。阿利的侄女诺丁夫人也问周总理是否会来，如来她得通知她叔父来接。总之，印尼方面在准备欢迎我代表团重要人员，同时许多华侨从机场得悉这一消息，并称周总理一定要来。
从上述情况看，我包机之消息早巳传出，同时谣传周总理来，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怀疑飞机之遇险是可能由于香港帝国主义分子和蒋匪特务事先作了破坏的阴谋勾当所引起。
当消息传到昆明后，代表团成员和云南省党政军的领导都力劝周总理取消万隆之行，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什么了不起！并指示外交部，按计划让包租的印度飞机试飞昆明。
当时，缅甸总理吴努也曾致电周恩来，劝他慎重考虑是否参加亚非会议，电报说：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仪仗队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可能做任何事情，特别是加害于你，我请求你极端慎重考虑，你参加万隆会议是否适当。会议对和平很重要，但如对你个人安全有危险，你可委托副总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
另据档案记载，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得知飞机失事后，很难过，几乎一夜未眠。第一，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人员竟遭死难；第二，亚非会议前发生此不幸事件是不利的：第三，该机为印度最好飞机，飞行人员亦为一流，损失甚难补偿。
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一野蛮行径，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美蒋特务机关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记者的预谋杀害，不仅是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疯狂表现，而且是对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卑鄙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起在亚非会议中为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美国和蒋介石匪帮的卑劣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尽管形势险峻，但无法阻拦周恩来等新中国外交战士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决心。4月14日上午，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行26人毅然登上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包机前往仰光。当飞机进入缅甸境内后，4架缅甸空军的战机升空护航。
上午10点30分，空中霸王号安全降落在仰光机场。为安全起见，事先跟缅方商量妥当，取消了群众欢迎场面，也没有通知外国使团，只有少数缅方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
抵达仰光后，周恩来稍事休息，当天下午就和陈毅副总理一起，拜会了缅甸总理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
美蒋特务如此猖獗，周恩来的安全令人担忧。
4月14日，中央专门就周总理的安全问题给有关使馆和代表团发去指示，要求所有同志都要提高警惕，担负起保卫团长的责任。此时，从中央到外交部，每个人都为周恩来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外交部一日数电，随时同我大使馆保持联系。
安全形势的严峻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的工作。4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并告外交部，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遭破坏后的善后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三人的家属表示哀悼；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遭破坏事件发表一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悼，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等也飞抵仰光，周恩来同吴努一起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随即同尼赫鲁会面，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谈话中，周恩来指出：我们对特务的阴谋早有所闻，并在事前通知了英国代办，让他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也曾预先通知了印度航空公司。但我们不知道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进行破坏。香港当局采取的措施显然是不充分的。
因为当时印度跟英国关系很好，所以周恩来希望尼赫鲁能致电英国首相艾登，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
尼赫鲁表示赞同。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跟尼赫鲁、吴努和纳赛尔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影响，以及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所面临的形势。
周恩来指出：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破坏，并不说明他们强大，相反，这恰恰说明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亚非会议。亚非国家有着共同遭遇与经历，如今又面临建设各自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只要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反击殖民主义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会成功。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保安员电话，称他们在从香港飞来班机的行李舱里发现一名潜乘者，经查，此人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职员周驹。
本来周驹在事发后非常紧张，一心想着赶紧离开香港去台湾。这时，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给香港情报站下达指令，要他们采取隐蔽措施，同时让特务转告周驹保持镇静。特务机关让周驹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传讯，只要咬住不说，就不会有事，并准备从当月起，每月给周两百港币的津贴，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曾传讯过周驹两次，但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遥法外，并得以逃脱。
中方得知周驹潜逃台湾后，立即向港英当局表示抗议，并要求其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港英方面则称，香港跟台湾没有引渡条约，无法引渡。
5月27日，港英当局发表公报，承认爆炸物似乎极可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时被安放在飞机上的，并表示香港政府决心作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决心尽力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香港警方悬赏十万港币，信誓旦旦地要缉拿凶手。实际上，这不过是为了应付中方的压力而虚晃一招罢了。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港英当局也曾拘捕过一些人，但都以证据不足为由予以释放，并将一些主要的特务分子驱逐到台湾了事。
1956年1月11日，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将一份《英国政府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调查结果的声明》送交我外交部，其中阐述了三个要点：一、根据印尼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确立失事事件是由于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爆炸所造成；二、有证据说明周驹可能被同一个国民党情报组织有关系的人所收买。港方己发出拘票，指控他阴谋杀人；三、港方曾要求台湾将周驹送回受审，已予拒绝；四、至今还不可能对参与此罪行的任何其他人提出控告。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中，周驹不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并非幕后的罪魁祸首，而港英当局的结案声明仅仅指控周驹一人有罪，实际上是一种敷衍的做法。该案最终未能将凶手绳之以法，成为历史的遗憾。
周恩来还提出，建议在会上不要提共产主义的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使会议没有结果。尼赫鲁等对周恩来的建议表示赞同。
4月16日，周恩来起程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在飞往印尼途中，因遇雷雨，在新加坡机场降落作短暂停留，受到新加坡总督麦克唐纳等的接待。当晚6时，顺利抵达雅加达，第二天到达万隆。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随后，周恩来乘车离开机场，前往位于达曼沙里十号的住地。一路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有不少当地华侨，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向着周恩来欢呼，热烈的场面令人感动。
周恩来的到来在万隆引起轰动，他为促进世界和平而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敬佩。然而，对于中国代表团来说，万隆也是充满危险的地方。
当时的万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城市，在80多万人口当中，有荷侨、美侨、英侨、华侨，此外还有印度、法国、阿拉伯等国侨民。万隆街头一片混乱，三轮车、马车、自行车、汽车交织在一起，平时印尼的政府要员上街，一般要有警车开道，并配备大批保镖前呼后拥，其治安状况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小城要接待29个亚非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340多位政府代表和近千名工作人员，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家通讯社的记者，其对安全保障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保证亚非会议的安全，万隆警方进行了积极准备，投入大量警力整肃治安。从3月下旬开始，万隆警方通令全体市民，凡持有军火的，包括5.5厘米口径的气枪，都必须要在月底之前交到警察局，违者将受到严惩。在进入市区的每一个路口，军警都设立了检查站，盘查和登记来往行人，检查过往的车辆。同时，对各国代表团即将下榻的宾馆饭店进行了检查，配备了保安，并派出大批便衣警察进行巡视。
尽管这些措施对保证各国代表团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安全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作为共产党国家，当时不少人对中国持有怀疑甚至敌意。而一些反共势力，则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代表团实施捣乱和破坏。
除了各代表团所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外，中国代表团还面临着独特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在万隆有党部，国民党残余势力铁血团在此也有活动。早在万隆会议之前，美蒋特务机关就开始从台湾、香港、日本、菲律宾等地向这里派遣特务，有的作为旅行者，有的甚至以采访亚非会议的记者身份出现。
合众社当时报道说：在亚非会议期间，安全最成问题的当然是周恩来。
就我方来说，从外交部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直到代表团每位成员，都做好了认真的防范准备。还在会前的准备阶段，外交部就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周恩来的安全提出了要求。从住宿到交通，到外出活动、会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周密安排。
当时，我领导人乘坐的汽车基本上都是苏联产的，而我驻印尼大使馆的车辆不够，当地又买不到苏联产的汽车，如果从当地租用车辆，又不敢保证绝对安全。于是，使馆建议是否可以专门从国内调两辆汽车来印尼，专供周恩来使用。
驻印尼大使馆的电报到了国内，周恩来看过之后，指示外交部不要从国内运汽车过去，免得人没到，目标先到了。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细致，如果在这个时候从国内运汽车过去，目标很大，非常扎眼，自然也就很容易被敌对势力发现这是我代表团团长的座车，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随后外交部指示驻印尼大使馆，可从当地购买英国或其他国家产的汽车，但不可购美国车。
4月19日，中国代表团收到一封署名觉醒了的国民党暗杀队员的信，信中透露：3月初，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奉国民党总统府之命，组织了28人的敢死暗杀队，持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发给的无声手枪，准备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
代表团立即对这封来信进行了研究。
尽管此信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但是根据当时的安全形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于是，代表团一面通知印尼方面，要求加强安全保卫，一面召开内部会议制定安全防范措施。
陈毅在代表团紧急动员会上，要求代表团每一位成员都要对周总理的安全负责，甚至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在代表团、中国大使馆，以及印尼警方和当地华人华侨的共同努力下，美蒋特务的破坏企图终于没能得逞。
别人只能赢得一两场战斗，但周恩来赢得了每一场战斗
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活动的目的，是想分散我注意力，扰乱我代表团的既定计划，削弱我在亚非会议上的影响，最终破坏亚非会议顺利进行。然而，这一切破坏和捣乱，不仅没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反到更激发了中国代表团开好亚非会议的决心。
对于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其中包括美国政府一直想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中国代表团早就有所准备。
早在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当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召开会议，传出可能召开亚非会议的消息之后，美国政府就显得有些紧张。12月28、29日两天，五国总理又在印尼的茂物召开会议，最终达成了召开亚非会议的一致意见，并发表了联合公报，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与会。
此时，美国人有点坐不住了，先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贬低亚非会议的意义。随后又试图通过挑拨离间，来改变会议既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目标，企图把会议开成跟共产党斗争的舞台。
当时美国驻黎巴嫩大使就扬言：美国将设法同尽可能多的阿拉伯国家结盟，在亚非会议上同共产主义的影响做斗争。
在会议开始前夕，美国以各种名目派到万隆的人员，比任何一个参加会议的代表团都多。
4月18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宫隆重开幕，代表着亚非29各国家的340多位代表相继走进会场。
身着中山装的周恩来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座。
9点30分，会议正式开始。
印尼总统苏加诺作了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随后，各国代表进行一般性发言，阐述各自国家对亚非及世界和平的看法及原则立场。绝大多数代表都表示了他们对开好亚非会议的良好愿望，希望会议能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
但是，发言中也有另外一种声音。
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了中国。他宣称，共产主义是一种所谓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对邻国进行威胁和渗透，他要求各国一起采取防御措施，直到共产主义在思想上解除武装时为止。
在此后的发言中，其他少数国家也发出了与会议精神不和谐的声音。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身上。
人们在关注中国代表团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
美国媒体幸灾乐祸，《纽约时报》的评论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
各国代表和采访会议的记者们此时都在猜测？中国，代表团会讲些什么，有的记者甚至预先发布消息：周恩来将会针锋相对，给予贾马利等人猛烈驳斥。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同志也有点沉不住气了，而此时的周恩来却表现得十分镇静。他心里明白，此时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关系到亚非会议的成败。由于各国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相互之间又缺乏了解，加之帝国主义的暗中挑拨，出现这些不和谐的声音不足为奇。此时，如果我方针锋相对，跟其他国家的代表打口仗，那么会议就可能走入歧途，使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
周恩来和大家认真分析了形势，决定要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绝不能让会议偏离既定的方向。
按照日程，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在19日下午。本来周恩来事先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发言稿。但是面对新的情况，周恩来决定：发言稿不念了，交由秘书处印发与会代表。他拿起一张便笺，起草了一份补充发言。
19日下午3点，会议主席宣布：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了亚非会议的发言席。此时，会场里鸦雀无声。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的发言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
当发言结束，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代表来到周恩来的席位前，同他热烈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至于在周恩来之后发言的南越代表阮文瑞在说些什么，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各国代表对周恩来的发言好评如潮，就连曾抨击过中国的一些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4月25日傍晚，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马立克来到周恩来位于万隆塔曼沙里街十号的住地拜会周恩来。
马立克很感慨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旁的人犯了错误，例如，尼赫鲁先生有一两次发了脾气，不得不事后道歉。别人也许赢得了一次两次，但他们没有赢得每一场重要的战斗。对于你，可以说，你都获胜了。我们有机会要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办事的，而且我们发现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周恩来的发言奠定了亚非会议成功的基础，也使敌对势力破坏亚非会议的图谋彻底破产。在随后的会议活动中，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政府的立场。
4月23日，周恩来出席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等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当时有人间：台湾和平解放之后，可不可以委任蒋介石为将军？
周恩来回答道：完全可以。
谈到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周恩来声明：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在中美极端对立的形势下，这个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它为中美随后开始的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
在紧张的会议当中，周恩来仍同时关心着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情况。当时，奉命前往新加坡处理善后事宜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来到万隆，周恩来在听取了他的情况汇报后，满怀深情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主的事业牺牲的。
周恩来嘱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将亲自把烈士的骨灰带回北京。
4月24日，亚非会议胜利结束，美蒋特务暗杀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4月29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一行安全飞抵昆明。
当天，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毛泽东主席，报告代表团平安抵达昆明。电报说：出国半月，因时间短促，工作紧张繁忙，许多重要会谈未能一一及时电告。准备在昆明休息几日，把重要会谈情况按专题写出报告。
5月7日上午11点，周恩来回到北京。
凶手躲在飞机的行李舱里进出香港，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亚非会议结束了，但是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在此期间，港英当局虽曾发表公报，声称会尽努力调查事实真相，香港警务署也悬赏缉拿凶手。英国首相艾登也表示要积极配合中方破案。但事实上，英方的调查进展十分缓慢，虽然对包括周驹在内的涉案人员进行过调查审讯，但始终没有采取拘捕等措施。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立即着手了解克什米尔公主号调查的进展情况。
5月8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和印度方面负责事件调查工作的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高。高向周恩来介绍了他在香港期间所了解的有关情况。
周恩来让高转告尼赫鲁，请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希望英国政府告诉香港当局在调查上予以合作。如果英国方面愿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调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后调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给港英方面。
5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会议，讨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斗争方针和策略。陈毅、廖承志、张闻天、章汉夫、姬鹏飞、乔冠华、黄华等参加。经过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方针：争取破案，以使美蒋在世界人民面前声名狼藉。破案的关键在于争取英国与我合作。如英表示愿与我合作，则我可向他提供有关情报，否则，供给他情报不但无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国故意不破案，则可视情况同英国进行斗争。
在对英策略方面，大家认为，英对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对美有顾虑，不敢破案，但也考虑到中英关系。因此，应采取压与拉相结合的策略。对飞机案本身暂不继续指责，暂不说表示遗憾的话，对英备忘录可暂不复，只旁敲侧击地来压，如问是否与美国有默契要在香港庇护蒋介石特务？指出：如不破案，对中英关系不利。香港当局如此庇护蒋特务，对中英关系也不利。对此次新加坡当局在周总理过路时的接待，可表示感谢。
按照既定方针，周恩来当天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要他转告英国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密切合作，使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能够破案。如果我们把现有的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是能够破案的。同时提出五点要求，主要是香港当局对得到的材料要严加保密，对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员要严加监视，以防逃跑，对涉嫌的主要人物应严格审讯，并要求审讯时有中方人员在场。
5月15日，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拜见周恩来，带来英国首相艾登对周恩来口信的回复，表示英国政府愿全力同中国政府合作。
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和外交部情报司副司长熊向辉找来。
周恩来对熊向辉说：艾登已经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鲁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有三项任务：第一，把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第二，把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及时报回：第三，代表中国政府对香港当局处理这个案件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件事要抓紧。这件事非常复杂，牵涉到台湾、英国和美国。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进英国破案。
熊向辉接受命令后，于5月18日下午1点半经罗湖口岸抵香港，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亲自到罗湖迎接，并派两个便衣警察专车护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