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是孙猴子大闹天宫的时代，过去的谈判是唱野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是全武行，大打出手。这次完全是新的情况。因此，首先要学习。这次有苏联带队，我方有四个代表团（指中国、苏联、朝鲜和越南）。苏在战后有外交经验，我们学习就有所本。目的是使会议有进展。美国要破坏会议到什么程度不能预料，但既然来了，总要使之有些进展。
今后的任务更紧张，已有的两协议不过是初步，如最近这三周有成就，就可引导到最后的关键。所以，重要的还在后面。现在工作尚未完毕，同志仍须努力。
现在同志们有回去的，有留下的，还有要到别处打转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要把任务完成到底，不要松动。要认识工作的重要性，回去的人也不要散掉，打转的也要愿意回来，不要存脱身之计。留下的人最辛苦，要继续紧张，任务是要继续的。
对于这一次的外交工作，要承认我们都是生疏的。开第一次会时，我的心也在跳，面对杜勒斯到底是对他凶还是缓和些都要考虑。我们应该承认大家水平差不多，众志成城。名字挂的是我的名字，工作是大家做的，包括做各种各样工作的同志，成绩是大家都有份的，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这段档案记录的是1954年6月21日日内瓦会议休会、周恩来离日内瓦去印度和缅甸访问前，对代表团的一次内部讲话。
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连见多识广的周恩来也感到紧张了
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的中朝首席谈判代表同美国和南朝鲜首席代表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终于停火。然而，军事冲突停止后，远东的国际紧张局势仍未彻底缓和，停战协定中规定的政治解决程序遭到破坏，战火随时可能重新燃起。
问题出在美国人身上。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美国人拒绝从南朝鲜撤军，而当时法国正在印度支那跟越南打仗。美国以中国可能会干涉印度支那为由，要挟英、法等国联合行动，对中国采取所谓威慑行动，使印支战争有扩大的可能。
法国人对美国的意图并不赞同，它在印度支那的八年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战场的形势却每况愈下，败仗连连。法国国内反战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吵得不亦乐乎。这一切已经影响了它在欧洲的地位。
法国总理拉尼埃曾在国民议会上哀叹：三大国（指美、英、法）中只有法国还在流血，而这个战争将妨碍法国扩大它在欧洲的军事地位。
英国人也不赞同美国人的想法。对英国来说，它觉得不论交战双方谁取得胜利，或者美国人介入，都有可能冲击英国在马来半岛的利益。搞不好的话，还有可能使英国卷入跟中国的战争，所以它也希望印度支那战争能早日停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开会。会上，苏联提出：邀请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各方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寻求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和印支地区的和平途径。
美国人自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要想阻止中国登上国际舞台也是不可能的。美国人心里也明白，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问题都很难得到真正的解决，无视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的存在是愚蠢的。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四国外长最后还是达成了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五大国外长会议。
当时美国人坚持要在公报上写明：邀请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中国外交承认的意思。所以，公报上写了一句：无论是邀请参加上述会议或举行上述会议，都不含有在任何未予以外交承认之情况下予以外交承认之意。
中国政府对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给予了积极的回应。1953年10月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关于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
当时有很多国家对中国或缺乏了解，或慑于美国的压力，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上的联系。中央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力争获得某些协议，粉碎美国对我的封锁，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同时，展现我崭新的外交形象，拓展国际空间，争取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将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亮相，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内部来说，中央对这次会议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挂帅。4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为秘书长，黄华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
考虑到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代表团，而且出席会议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代表团都十分庞大，外交部建议多派些人去，包括选一些各方面的专家，这样既可以应对各方面的工作，与各代表团开展多层次、多方位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也锻炼一下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见见世面，积累外交斗争的经验。
中央同意了外交部的建议，组成了18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
确实，对于代表团的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任务。虽说我们有跟各国建交谈判的经验和朝鲜停战谈判中同美国人较量的经验，但是，出席这样的多边国际会议毕竟是第一次。
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保证开好这次会议，充分展示新中国崭新的外交形象，周恩来在代表团组建后召开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向大家提出了要求。
周恩来强调：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有谈判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闹翻了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不是为了闹翻。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的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本着学习的精神。
在部长级会议休会前，周恩来又一次向代表团讲话，除了勉励大家继续努力做好工作之外，还谈了自己的外交经验和感受，就是在这次谈话中，他说：开第一次会时，我的心也在跳。
短短的一句话，道出了当时斗争形势的严峻，也表现出了周恩来的谦逊和坦诚。
早在3月初，代表团就开始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按照不同的工作内容和相关专业，分成了几个组，由王炳南总负责。
首先是斗争策略、谈判方针、文件材料等的准备工作。从档案上看，当时汇总上来的各种材料至少有上百份。因为是初次走向国际社会，新手比较多，为了能应付好各种场合，又专门进行了记者招待会等的彩排，还对如何着装也进行了预演。
关于代表团成员的服装问题，代表团考虑到日内瓦会议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场合，而中山装则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庄重、儒雅的特点，所以统一定制了黑色的中山装。据说当中国代表团成员穿着黑色的中山装走在日内瓦大街上的时候，有路人误把他们当成了牧师而向他们脱帽致意。
这些说法未经考证。不过，当时代表团确实做了中山装，同时也做了西装。
从档案中保存的照片来看，周恩来抵达日内瓦走下飞机时穿的是西装，整个会议期间，周恩来大部分场合都穿中山装，其他代表团主要成员和工作人员，包括张闻天、李克农、王炳南等，在很多场合还是穿西装的，而且在王炳南写给周恩来的关于代表团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上，有周恩来的批示：西装不必全装，不必两套。
可见，当时并非如传闻所说是清一色的黑色中山装打扮。
说到服装，其实在外交部刚刚成立的时候，曾有过仿效苏联等国家的做法定制专门的外交宫服的想法，外交部办公厅还特意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在定制外交官服之前，外交部规定把中山装作为正式礼服，西装作为便装。也就是说，在重大的正式活动场合，要穿中山装，一般的外交场合则可以穿西装。
因为是派往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一个国际性城市，地点不熟，情况不熟，周围有帝国主义、敌特分子包围，所以代表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为此代表团内部制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除了从政治上提出要站稳立场、严守纪律、谨言慎行、认真负责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在饭店里商谈内部事情要尽量压低声音，以防窃听；所有的信件不要私自通过邮局投递，以免丢失、泄密，要统一交给外交信使携带；对兄弟国家的工作人员要诚恳、热情、谦虚，但也不可随便和马虎，要讲究外交礼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员要严肃大方，也要讲究外交礼节：着装要干净整齐，男同志在室内不要戴帽子，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帕捂住口鼻等等。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庞大的代表团来说，物资方面的准备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工作、生活、对外活动，各种物资样样都需要精心准备。据档案记载，当时准备的办公用品、食品佐料等各类物资有9吨多重。
考虑到这是展现和宣传新中国的好时机，代表团准备了中国的电影，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书画，宫灯、屏风等工艺品。为了展示灿烂的中华文明，还特意从故宫博物院借了12件包括乾隆青花贯耳大方瓶、康熙郎窑蹲和雍正天蓝铉纹兽耳蹲等国宝级文物，以便用来布置会客厅等重要场所。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国宝确实让每一个走进中国代表团会客室的贵宾眼前一亮，他们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所倾倒。
代表团各小组夜以继口地工作，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按计划，将由王炳南带领先遣组先期前往日内瓦，其任务是安排代表团办公及住宿场所，了解有关当地情况、会议的进行、记者招待会的召开、电讯联系方式的试验等等。在可能的情况下了解美、英、法方面动态，以便代表团到达后提供参考。
日内瓦房源紧张，房东趁机哄抬房价，中国代表团差点找不到房子住
1954年3月，先遣组起程前往日内瓦。先遣组抵达日内瓦后的首要任务，是为代表团找房子，安排住处。在先遣组抵达之前，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已经为房子的事忙活开了。由于参加日内瓦会议各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十分庞大，我们有180多人，苏联有240多人，美、英、法也都是上百人。大家纷纷四处找房，一时间日内瓦房源吃紧。
当时瑞士政府给我们推荐了一些房子，但从我代表团使用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并不合适，有一处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无奈之下，只得自己来找。
首先要找的是团长官邸和代表团的办公地。驻瑞士公使馆几经努力，前前后后看了30多幢别墅，最后选中一幢作为代表团集中办公的地方，称为花山别墅。这栋别墅虽然还算理想，但也有些陈旧，要想正常使用，还需要装修一下才行。
当时各国代表团找到的房子大都需要整修，日内瓦到处都在装修房子。这样一来，干活的工人就短缺了，再加上复活节放假，眼看赶不上时间。这时，房东们又趁机哄抬房价，公使馆连续数天跟他们谈判，有时候一直谈到凌晨，到4月14日才算敲定下来。与此同时，公使馆几经周折，在6个旅馆里为代表团其他成员订了199个房间。
除了房子，汽车也要准备。公使馆首先向苏联借了几辆车，其中包括团长乘坐的吉斯牌防弹车，同时又新购了三辆，并从我驻周边国家的大使馆调了几部过来。
代表团的食品也是问题。当时一部分是从国内带去的，而牛奶、猪肉、面包等每隔一天通过苏联代表团的班机从莫斯科运过来。在当地只采购一些蔬菜、水果之类的东西。
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为防止敌对势力破坏，我代表团还特意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化验室，放置从国内带去的各种化验设备和试剂，对空气、水、食品、饮料、香烟以及被褥等进行细菌和化学毒物的检查。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也是十分艰苦的，每次采购回来都要进行严格化验，每天做这项工作要花6个多小时，遇到重要客人来，化验时间会更长。
瑞士政府为这次会议也作了一些特殊安排，比如同意各代表团正式成员的汽车、办公用品、摄影器材等办理临时免税证。作为中立国，瑞士一直不允许外国军人在瑞士境内穿军装，为了方便参加会议的军方代表和军事专家，瑞士政府特暂时撤销上述禁令。
当时会场定在联合国大厦，除主会场外，还给各代表团分配了一些办公室。大厦外面由瑞士方面负责安全警卫，会场里面由联合国负责。为了安全，会议制作了三种不同的通行证，一种是给代表团一般工作人员的，只能进入各代表团自己的办公区，不能进入会议厅；第二种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可以进入主会场等各类场所：第三种是给后勤人员的。
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从北京起程。按既定路线，代表团先抵达苏联的新西伯利亚，在那里休息一夜，第二天下午飞抵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听他介绍了有关日内瓦会议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以及参加国际多边会议的外交经验。
4月24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经柏林抵达日内瓦。
关于日内瓦，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外交家塔列兰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他说：世界分为五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此话虽然有些极端，却也道出了日内瓦这个城市的国际性和非同凡响之处。
周恩来的到来，使这个城市更加为世界所关注。
虽然当时瑞士和会议方面没有在机场上搞隆重的欢迎仪式，但是闻讯而来的数百名记者还是早早地赶到了。当周恩来走出机舱的时候，记者们蜂拥而上。周恩来抵达日内瓦的消息和照片，成了第二天世界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位于莱蒙湖畔阿里亚纳公园内的国联大厦开幕。
国联大厦又称万国宫，是作为国际联盟总部而修建的。从1929年开始动工，到1936年才最后落成，前后用了7年时间。据说有360多名设计师参与设计，其中有5名是当时世界上顶尖级的建筑师。从某种意义上说，因为有了国联大厦，才有了后来日内瓦作为国际性城市的地位。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英、法等国酝酿成立国际联盟的时候，很多国家主张把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不仅因为布鲁塞尔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而且布鲁塞尔的意思是法文和佛拉芒文的热情的村庄，比较有象征意义。
瑞士人当然希望把国联总部建在日内瓦，于是派出外交部长前往巴黎游说。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喜欢日内瓦，而且英国人也支持，加上瑞士外长的一番努力，最后国际联盟终于决定把总部定在日内瓦。
其实当时的日内瓦并不具备国际组织总部所在地的条件。首先就是交通不便，当时的火车站没有候车室，站台空无遮挡，飞机场也很小，有不少飞机只能停在附近的田野里。当时最大的建筑是莱蒙湖畔的国家旅馆，国联花了550多万瑞士法郎把它买了下来，经过装修，作为总部的办公地。从那时以后，日内瓦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市政基础设施，扩建机场，解决交通、通讯等等问题。
后来，国联觉得国家旅馆太小了，不能满足需要，于是重新选地皮，动工兴建国联大厦。当日内瓦会议召开时，日内瓦已经是设施完备的国际性城市了。
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联总部设在日内瓦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瑞士人非常感激，曾给威尔逊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以后，日内瓦市政当局把国联旧址国家旅馆改名为威尔逊宫，大楼前面沿莱蒙湖一带命名为威尔逊码头。
再说会议开幕当天，会场设在大厦的理事会议厅。除周恩来外，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先后入场，其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法国外长皮杜尔等都是在国际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会场布置成正方形，各代表团依照英文国名第一个字母的顺序依次而坐。
整个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第二阶段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会议上，各方唇枪舌剑激烈较量自不必说，同时，在会议之外的外交活动也非常活跃。初次展现在国际外交大舞台上的中国代表团更是如此。
周恩来为卓别林专场放映影片《梁祝》，看到最后，卓别林热泪盈眶
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引起世界各地的广泛关注。很多人写信过来，提出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问题，有热烈，有冷淡，有期盼，也有怀疑。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接到了来自32个国家的476封来信。
同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大都希望同中国代表团会见。对中方来说，这也是宣传自己、开展工作的大好机会。所以，尽管会期十分紧张，周恩来还是安排时间跟大家见面，因为人太多，最后几天不得不采取集体会见的方式，多的时候一次接见上百人。
周恩来的热情接见在各国代表团中引起热烈反响，特别是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在美、英、法等国那里受到了冷遇，对我们的热情非常感动，有的女代表甚至落下眼泪。有人说，他们在美国代表团门口遇到了真正的铁幕，而两种不同的接待方式，十分清楚地表明两种不同的对待和平的态度。
台湾方面对日内瓦会议也十分关注，以各种名目派了不少人来到日内瓦，主要以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其他国际会议为由跑来，如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世界电讯组织理事会、世界劳工局会议等，还有就是以记者身份前来。此外，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也紧急出动，其代办、参赞、秘书等等全都过来办差。
除了这些会见之外，代表团还利用一切机会跟各界人士，特别是著名人士进行积极地交往，让他们了解中国，了解我们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这其中就包括在瑞士定居的著名喜剧大师查尔斯，卓别林。
卓别林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自不必说，作为国际和平人士，他在1953年刚刚获得国际和平奖，声望很高。6月3日在卓别林住地举行颁发和平奖仪式，当时有几名中国记者到场采访。
卓别林对中国记者的到来非常高兴，说他在七七事变前曾经去过上海，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很腐败，现在新中国成立几年了，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谈话中，卓别林表示很想看中国电影，特别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
当得知卓别林的上述想法后，周恩来特意派外交部交际处王倬如处长跟他取得联系。考虑到卓别林艺术大师的身份，以及他对中国电影和艺术的浓厚兴趣，代表团想给他安排一个电影专场，放映中国影片。
卓别林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
6月18日，王倬如前往卓别林居住的瑞士洛桑，在一家名叫REX的电影院专门为卓别林放映了中国电影舞台艺术片《梁祝哀史》（即后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十天前，周恩来曾请英国首相艾登看过这部片子，艾登很感兴趣，对影片亮丽的画面和女主角的精彩表演赞不绝口。艾登当时就建议，中国应该把这部片子向国外出口。
卓别林夫妇如约来到电影院，兴致勃勃地观赏这部电影。对此，解密档案记载：6月18日，王倬如处长赴卓别林所住城市的一家电影院，专为卓别林放映《梁祝哀史》，由曹元欣同志将剧情逐字翻给卓别林听。电影结束时，卓别林为剧情所感动，以至流泪。
以后，王处长应卓别林之邀赴其别墅共进午餐，餐前王处长代表总理送卓别林象牙美人一个，徐悲鸿画集一册，白石老人画册一册，茶叶四筒以及葡萄酒、香槟酒各两瓶。卓别林对上述礼物，特别是对艺术品非常欣赏，仔细观看，并连连赞美。
进餐时王处长问卓别林对《梁祝哀史》的意见，卓别林便谈了一些他对该片的印象。他觉得影片色彩鲜艳美丽，剧情富于诗意，非常感人，特别是女主角范瑞娟的表演十分出色。接着，他又从艺术的角度对影片提了几点意见，比如可以再增加一些特写大镜头，像梁山伯临死的那一幕，作为观众一定想仔细看看梁山伯的脸部表情，但是距离太远看不清楚，假如能有梁山伯临死前的脸部特写镜头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卓别林一再表示，这只是一个西方人的观点，可能对东方的艺术和观念不太适用，因为东方有自己的艺术和文化，与西方的艺术和文化不完全相同。
卓别林还表示，他很想看看电影《白毛女》，不知是否能有机会。此外，他说他对中国的唱片和茅台酒也很感兴趣。王倬如答应再找机会满足他的愿望。
卓别林非常感谢，当即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本来当时我们想购买卓别林的《大马戏团》、《淘金记》、《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影片在国内放映，王倬如想跟卓别林谈谈，从日内瓦直接买他的片子。但是后来得知，卓别林本人非常高兴中国观众能看到他的电影，但他从不参与影片的发行、转卖等生意上的事情，而全权由法国代理商凯利负责。当时凯利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不愿意把片子只卖给中国一家，想让苏联、东欧和中国共同购买，事情就耽搁了下来。
为了进一步增进了解和友谊，也为了满足卓别林迫切想见到周恩来的愿望，7月18日晚上，周恩来特意在花山别墅宴请卓别林和夫人，王炳南等作陪。
当时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正在捷克参加一个电影节活动，周恩来特意让王炳南给我驻捷克使馆发电报，把范瑞娟请来参加活动。周恩来的细致安排令卓别林非常感动。
据说，在宴会上，卓别林终于品尝到了中国的茅台酒，他兴致勃勃地说：我喜欢这样的烈性酒，因为这是真正男子汉喝的酒！
周恩来立即让工作人员拿了一瓶送给他，卓别林高兴地站起来，做了一个喜剧中的滑稽动作表示感谢。
周恩来还为卓别林准备了北京烤鸭。当招待员把烤鸭端上来的时候，卓别林说：我这个人对鸭有特殊的感情，我所塑造的流浪汉夏洛尔走路时令人捧腹的姿态，就是从鸭子走路的姿态中得到的启发。为了感谢鸭子，我从此就不吃鸭肉了。不过，这次是例外，因为这不是美国鸭子。
周恩来对卓别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伟大战士，是维护人类和平、友爱、文化进步的坚强卫士，并表示：我们从你拍的电影和塑造的众多角色中，深深感受到了你呼吁人类友爱、世界和平的声音。
听了周恩来的话，卓别林非常感动，他对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以及周恩来的卓越才能表示衷心的钦佩。席间，周恩来邀请卓别林访问中国，卓别林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送走卓别林之后，周恩来对王炳南等人说，卓别林为人正直，正像他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不愧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艺术大师。
1955年1月，外交部曾试图就卓别林访华的事情作出具体安排，但因为当时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新影片，所以没能成行。
中美代表的第一次接触，特地安排在没有桌子只有沙发的会客室
去日内瓦之前，中国代表团是做好准备在会上跟美国人斗的。当时的形势是中美两国尖锐对立，而且除了朝鲜的板门店谈判和伍修权出席联合国大会控诉美国侵占台湾之外，中美之间一直互不往来，似乎也不太可能在日内瓦会议上进行正面的接触和对话。
不过，等代表团到了日内瓦之后，形势却有些变化。
先是莫洛托夫传递过来信息说，美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副国务卿史密斯有想跟中国代表团接触的意思，接着，英国人又出面表示愿意为中美接触牵线搭桥。
5月19日，英国代表团的杜威廉（驻华代办）同宦乡会面，杜威廉表示，他愿意以私人身份担任中美直接接触的中间人，问中方是否愿意跟美国人直接谈判。
宦乡把英国人的意思报告给周恩来。
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美国人的意图。当时美国政府正在要求我方释放其在中国在押的罪犯，但又坚持不跟中方直接接触，而是一方面通过英国人或苏联人从中传话，另一方面不断通过新闻宣传来试探中方的态度。美国人大概是认识到了，这样做就好比隔靴搔痒，是无济于事的。
从中方的角度来说，利用这个机会跟美国人直接接触，可以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意图。从具体问题上来说，美国声称有个侨民问题，而我们则有一个美国当局扣留我留学生的问题。
5月27日，宦乡答复杜威廉，表示同意由杜威廉出面介绍跟美国人直接接触。杜威廉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美国代表团，美国人先是表示可以举行直接会谈，但接下来又没了消息。
此时，美联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政府反对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同中方直接接触。
夹在中间的杜威廉连忙向中国代表团表示：美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仍愿意经过英国介绍与中国方面直接谈判，现正等国务院指示中。
据此，周恩来分析：由此看来美国政府及美国代表团内部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矛盾的。
我方也做好了两手准备。6月3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提出对此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拟再等候一短时期，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谈判中当然首先要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题，并区别对待犯法美侨和其他美国人。如美方确实不愿与我方接触，则我们即拟发表声明说明我方惩处犯法美侨及保护守法美侨的一贯政策和实际情况，同时揭露和驳斥美方扣留我留学生的无理行为。
中央回电，完全同意周恩来对问题的分析和提出的处理意见。
就在这时，杜威廉于6月4日上午向宦乡传过话来，说美国人愿意跟中方举行会谈，而且美国人希望他也能参加。杜威廉说，美国将派代表团第三号人物、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为代表。
约翰逊曾在汉城担任过副领事，1939年至1942年先后在美国驻中国天津、沈阳领事馆工作，后来出任美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回美后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此人曾参加过朝鲜停战谈判，是个谈判老手。约翰逊的副手叫马丁，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副司长。
杜威廉说，希望中方也能派同等身份的人，如果能派王炳南先生最好。宦乡在请示周恩来后，当天下午跟杜威廉会面，解密档案中有这次会见的谈话记录：
宦：你早上提的介绍我们方面和美国方面接触的问题，我已经报告了周外长。你今天不是要去伦敦吗？等你回来我们再谈吧。
杜：不，艾登首相今天走，我可以明天下午再走。如果你能安排明天上午一谈，那就再好不过了。
宦：我们柯柏年司长明天可能离开日内瓦几天，所以你尽可以去伦敦。等你回来再谈也好。
杜：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明天上午还是会谈一次。
对中国政府派代办去伦敦的事情，英国本来表现得很迫切，可是当双方原则上谈妥之后，英国人又磨蹭起来。
6月9日下午，宦乡跟杜威廉会见。杜威廉提出，由于中国派驻伦敦的这个官员身份特殊，无先例可循，英国外交部正和其他部门研究解决外交豁免权问题，因此建议双方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向外公布。
宦乡说：上回艾登外相和周恩来外长不是商量好了吗？是一个中国的杜威廉驻在伦敦，他的外交身份、地位和应享有的权利，同你完全一样。我看不出这个问题的公布与你们对外交特权的研究之间有什么密不可分的关系。
实际上，英国人所谓的研究不过是个借口，真实的情况是，当时英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意见分歧较大，一些人反对，一些人存有误解和疑虑，这些自然影响到英国政府最后的决断。
为了摸中方的底牌，英国派出各个层次的人员到日内瓦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这正好给了中方打消英国人疑虑的机会。其中，周恩来同英国前工党贸易大臣威尔逊的会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周恩来谈了四点意见：一、中国已经采取措施来改善中英关系；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英国应当承认。不过，中国也体谅英国的困难，不要英国负完全责任；三、封锁、禁运应当解除，不过这不能完全怪英国，也不会以此作为改善中英关系的前提条件；四、马来亚是马来亚人自己的事，中国不会干涉。
威尔逊把周恩来的表态带回英国，打消了不少英国人的顾虑，为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月16日，宦乡和杜威廉会面。杜威廉说，当天早上艾登外相已经通知周恩来外长，英方同意中方派代办常驻伦敦。杜威廉建议双方发表一个公报，宣布这件事情。英方想在第二天下午3点半，在议员向丘吉尔首相就中英关系问题提出质询时，由丘吉尔宣布公报。
宦乡表示，发表公报的具体时间可以商量。
当天晚上，双方商定，中英双方在日内瓦时间6月17日下午3点同时发表公报。
公报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7月6日，周恩来在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后回到北京。
7月8日，杜威廉向周恩来递交了英国政府任命他为首任驻华代办的委任书。随后，中国政府任命宦乡为驻英国代办。
经过认真准备，宦乡于10月27日抵达伦敦，并于11月3日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递交了委任书。中英两国关系进入半建交阶段。
以后双方关系历经波折，直到1972年3月13日，两国才签署了建交公报，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宦：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准备明天上午进行初步接触吧！我方准备由王炳南先生和柯柏年先生参加。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你看怎么安排？
杜：我建议明日上午十时在BCANRIVOGE旅馆121号房间会谈。
宦：同意。你明天要去伦敦，而我们的柯柏年先生明天可能要离开日内瓦几天，时间比较仓促。同时，我们也要准备准备材料，因此明天我们只能作初步接触。
杜威廉大概是怕夜长梦多，再出什么变故。跟宦乡告别后，他立即跟美国人通气，着手会谈的安排。
当天夜里12点，英国方面打电话给负责礼宾安排的韩叙，说会谈时间已经跟美方敲定了，但地点要改，具体改在哪里，等第二天早上才能定下来。
第二天一早，英方通知，地点定在国际联盟大厦的一间会客室。据说，选这个地方是考虑到这是中美间首次接触，双方难免尴尬和不自在，所以特意选在只有沙发而没有桌子的会客室，大家坐在沙发上不像坐在谈判桌前那么死板，可以使会见显得轻松随意一些。此说法是否准确，恐怕就只有选中这个地点的杜威廉自己知道了，
面对周恩来伸出的手，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感到非常尴尬
6月5日上午10点，王炳南、柯柏年、宦乡如约来到会谈地点，杜威廉也带着美国人约翰逊等走了进来。杜威廉首先居间为双方作了介绍。
大家礼节性地握了握手，略示寒暄。接着，王炳南首先感谢杜威廉安排中美双方的这次会见。约翰逊也附和着对杜表示感谢，然后双方开始谈判。
王炳南首先发言，他说：关于美国代表团提出要谈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可以直接接触。由于杜威廉先生要去伦敦，我方主管这个问题的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先生也因事先定好去柏林开会，因此今天双方见面先作初步接触，正式谈判我们建议在下星期再开始。
王炳南这番话的意思本来是跟杜威廉说过的，并要他转告美国人。不知道是杜威廉没有把话带到，还是约翰逊故意装作不知，他对王炳南的表态似乎有些惊讶，连忙说：我们本来准备在今天即进入讨论，听说不能立即进行，感到有些失望。我已受我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在此商谈，希望能在这次商谈中得出结果。美国政府一直很想知道在华美国人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被关在监狱中的美国人的情况。
约翰逊所说的关在中国监狱里的美国人，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反华反共、孤立封锁中国政策的牺牲品。这些人有的是朝鲜战场被我俘获的战俘，有的是驾机侵犯我领空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也有些是在中国犯罪的美国侨民。
本来这些事情是可以通过两国政府的接触得以解决的，但是美国对我国的封锁使问题无法解决，这些美国人长期不能回国跟家人团聚。长时间来，美国政府既想把这些人弄回美国，又不愿意跟中方直接接触，不愿意造成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局面。
其实，在美国人指责中国扣留美国人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对在美国的我国侨民，特别是留学生，采取了严格的限制。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35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回国。
解密档案中记载了一位辗转回国的留学生的回忆：
1951年到1952年之间，我认识的同学都被移民局叫去问话，问对现政府（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何感想？是否愿意去朝鲜作战？问话之前要先举右手宣誓。当中国学生要求出境时，移民局就把护照收去。
移民局要求中国学生报告行止，有三月一次者，有一月一次者，或者更短期的。大学里的学生顾问和移民局互通消息，且与国民党机构中美协进会的特务勾结。
除了留学生之外，一些科学家、爱国华人华侨也遭到迫害。最典型的就是阻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回国。
钱学森于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马萨诸塞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并于1936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进入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世界航空力学权威冯，卡门的得意门生，是美国少数研究火箭问题的权威人士之一。他曾修改冯卡门定律，创立钱氏公式，对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具有重大意义。以后，他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以后又出任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喷气式飞机研究站主任。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应邀担任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火箭组的主任。在美期间，他曾一度回到中国，但因不愿为国民党政府服务，后来又回到美国。
新中国成立时，钱学森和许许多多的海外侨胞一样，感到欢欣鼓舞，积极准备回国投身祖国建设。1950年8月，钱学森打点行装起程，却在海关遭美国移民局人员无理阻拦。随后，美国人又编造了钱学森是共产党的罪名，将他逮捕。
除了钱学森之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和留学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1950年9月12日，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带着两名留学生自美国回国，途径日本横滨时，被驻日美军非法扣留。经多方努力，赵忠尧三人终于获释，并于11月28日抵达广州。
1950年底，耶鲁大学一留学生遭逮捕；1951年4月，丹佛大学一留学生遭逮捕；1951年9月，9名中国留学生在自檀香山回国途中遭扣留
合众社1954年3月23日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对美国政府这种做法的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当局已禁止好几名中国医生与科学家离开美国，因为怕他们的专业知识被共产党利用。移民归化局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他们拥有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性质，让他们落到共产党手中是不合乎国家利益的。
此时，约翰逊绕开上面这些问题不谈，而谈美国侨民问题，自然遭到王炳南的驳斥。
王炳南说：约翰逊先生今天提出的问题我已经注意到了。但这只说明了一方面的意见，同时我方也有关于被扣在美的很多侨民和留学生的问题要谈。我保留在下一次正式谈判中提出。我想过几天再谈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妨碍。
王炳南接着提出，下次会谈定在6月10日，地点还是这里。约翰逊表示完全同意。最后，约翰逊说：我方很希望能在这次会谈中取得很大进展。
王炳南答道：现在双方有了直接接触，我们也希望今后的谈话能得出适当的结果。
会谈到此结束，时间用了15分钟。
从6月10日开始，王炳南和约翰逊又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如此，此次接触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这不仅是中美两个长期敌对的双方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一次正式接触，而且也为以后进行的长达九年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次15分钟的会谈，可以说是中美谈判的破冰之旅。
而就在美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的时候，他们对中国还是奉行不接触政策，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流传甚广的所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跟周恩来握手的传说。
事实上，在这样一个大型多边国际会议上，代表团之间完全不接触几乎是不可能的。
7月18日举行了第二十三次限制性会议。会议休息期间，大家来到休息厅闲谈。这时，史密斯主动来到担任周恩来翻译的浦寿昌跟前交谈。周恩来看到后，走过来跟他打招呼，并向他伸过手去。
史密斯大概是碍于杜勒斯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规矩，没作表示。这当然有失风度和外交礼仪。对此，史密斯感到非常难堪。
解密档案中记录了这次谈话：
史密斯：你这次作了很远的旅行，又绕了很远的路回来。（指周恩来休会期间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
周恩来：是的。欢迎你。
史密斯：我的夫人对于你送的书非常喜爱，她要我向你致谢。我希望我们两国趋向于更好地相互了解。
周恩来：我也希望如此。
随后，周恩来过去跟法国外长交谈，史密斯很不好意思地凑上来，插话道：每次我走近周恩来先生，记者就会说我和周恩来先生握手了。
周恩来答道：我已经伸出手了。
史密斯赶紧辩解：我刚才一手拿香烟，一手拿杯子。下回我会伸得比您快。
周恩来淡淡一笑，未予理会。
第二天，日内瓦会议结束。各国代表团来到休息室相互道别。史密斯也来了。
当周恩来走进休息室的时候，史密斯赶紧上来搭话：我刚才怕讨论下去又要发生分歧，这样简短结束很好。史密斯说着，伸出右手握住周恩来的左臂，这样既没有破了杜勒斯不准跟中国人握手的规矩，又弥补了昨天的失礼。
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多次互访，虽然态度友善，仍不免有激烈交锋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个是在会内，一个在会外。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道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还在出席会议之前，中央就确定了要放手开展会外活动的方针，通过会外活动帮助和促进会内的斗争。而整个会外活动的重点放在英国。我们的底牌是对英可做到交换谈判代表的程度。
中英建交谈判自朝鲜战争爆发就完全终止了。其后英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以代办身份留在北京，中方既没有撵他走，也没有承认其外交代表的地位，同时中方也没有人在伦敦。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中英间的战争状态也相继结束。而此时，英国的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
英、美一直是盟国，双方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同时也有不少矛盾。自从英国保守党上台以来，在经济上有些犬刀阔斧的措施。1953年，苏联运了两批黄金到英抛售，对英国的经济有所促进，朝鲜停战后，英国的贸易也有发展。
经济形势看好，英国人便不太甘心当美国的小兄弟，开始跟美国人闹独立，不听美国人的使唤，两家的矛盾开始渐渐突出。这种情况到了1954年就更加明显了，最突出的例子是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上的态度。
当奠边府战役打响后，美国人想趁机介入，并且向英国提出派海、空军干预，结果英国人没听美国的，拒绝了派兵的建议。
英国人有自己的考虑。首先是，当时英国兵力严重不足，80万军队除本土外，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亚、香港等地区，没有更多的部队到越南参战，而且它看到朝鲜战争的结果，不愿意再搞一个朝鲜战争，从而身陷泥潭。
但英国人不敢闹大了，毕竟英国人还背着美国人的债。
在对中国的政策上，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部分人希望跟中国改善关系，特别是不要因为没有搞好跟中国的关系而陷入战争当中；另外一部分人则是死心塌地跟美国人走，对中国十分敌视。
这些意见分歧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摇摆不定，用当时宦乡的话说，就是走两步退一步，朝左边走一步，又朝右边走一步，不可能断然的好，也不可能断然的坏。
根据上面这些情况，代表团确定了会议期间跟英国人打交道的几点方针：一、不急不断：二、不跨大步也不停步不前：三、求同存异。在求同方面，能让步的就让一点，在存异方面，不能让的就坚决不让：四、要解决一些小问题以引起对方的兴趣（中英间存在的大小问题有数百个）；五、态度要温和，以婉转说理代替严词责骂。
从英国方面来说，他们也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破自朝鲜开战以来两国关系的僵局，而且特别希望能通过政治关系的改善，来促进双方的贸易。因为中国当时的情况是，在建国之初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之后，也要开始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发展贸易往来。
关于这一点，在解密档案中记载的宦乡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主席说过，我们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把房子打扫干净了再请客。现在房子已经打扫得差不多了，而且日内瓦会议召开后的形势大大发展，要关门也关不住了。
4月30日晚上，周恩来应邀出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宴会，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应邀出席。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和艾登见面。
席间，大家先就朝鲜问题、印支局势等交换了一下意见，接着话题转到中英相互承认的问题。
艾登抱怨说：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所以两国的关系才是现在这个样子。
周恩来反驳道：不是中国不承认英国，而是英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是在宴席上，还有莫洛托夫在旁边，大家没有再争论。
艾登打圆场说：还是不要影响了大家的胃口。初次接触，双方还比较愉快，为后来的交往开了个好头。
艾登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家，他前前后后在英国内阁中任职20多年，这其中有10年是出任外交大臣，还有2年担任英国首相。多年的宦海生涯，使他看上去老成持重，一派绅士风度，但同时又不乏英国人特有的风趣和幽默，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
自从这次交往之后，周恩来和艾登多次互访，虽免不了交锋，但双方表现得都十分友善。有人说，艾登是来花山别墅最多最勤的人。
6月1日晚上，艾登宴请周恩来。席间交谈的重点是中英关系。
艾登说：我们应该努力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才是。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子的。你是否也派个中国的杜威廉来？
本来中方就有争取派人到伦敦的考虑，现在既然对方先提出来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可以派一名官员以代办的身份常驻伦敦，商谈双方之间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当时考虑到，如果只是派个谈判代表，职权太小，不足以适应双方关系发展的需要；互派大使又时机不成熟，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派代办比较合适。
艾登听了很高兴，接着话题转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中英关系中的一个结。
对中国的立场，艾登心里当然是清楚的，但此时他故意装糊涂：我真不懂，您为何对参加联合国还是那么有兴趣，联合国真是一个找麻烦的地方。在联合国外才逍遥呢！
周恩来一笑，话里有话地说：你认为我们对参加联合国是那么有兴趣吗？正如你所说的，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在里面。言外之意是，不要以为你们把中国挡在联合国的大门之外，中国就过不下去。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有一天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
艾登当然明白周恩来的意思，便不再多说。
宴会当中，艾登三次谈到他很想去中国，说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也深感兴趣。在座的英方人员除了他以外都去过中国，因此他也应该到中国去一次。
周恩来表示很欢迎他到中国去看看。
最后，艾登说丘吉尔首相要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问候，丘吉尔的夫人正在日内瓦附近养病，丘吉尔可能会路过日内瓦去探望夫人，如果真能如此的话，丘吉尔想跟周恩来会见。
这次跟周恩来的交谈给艾登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在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是一个愉快的，也是必要的活动。我怪他没有派代表驻伦敦，他表示愿意派一个人去。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得稳重而又坚定。他说话力求含蓄，即使以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艾登同时还记述了到周恩来的花山别墅作客的情景：中国人被安置在一个极好的别墅里，比我们的更加宏伟、壮丽。在我们开会的那间房子里，陈设着一些美丽的中国瓷器。在我们交换意见之后，我站起来要走时，向这些瓷器走去，并说这些瓷器真可爱极了。周恩来似乎很高兴，于是我们就谈论这些瓷器。他能了解到这些艺术品对客人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这是他值得赞许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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