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
潮流那遥远的尽头已开始转向对毛泽东有利，但这只有很敏锐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后几个星期看得出。
确实，他在党内的对手失去了一些势头(虽然博古和李德在长征开始时仍在掌权)，但是就中国整体的关系来看，共产党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几只虻蝇那样不能预示未来。
中共党外的大多数人(肯定还有党内的一些人)认为，在1927年的失败和江西根据地遭肢解以后，中共大势已去。长征最初悲惨的几个月并没有改变这种预兆。
对毛泽东来说，他曾是这个根据地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现在要弃之而去，真让他太伤心了。另外，留下来的人——理论上他们的任务是骚扰国民党，但实际上不可能期望他们能活下来——绝大部分是毛泽东的同情者，而不是28个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
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场合下，都好像是毛泽东的影子。毛泽东在1932年和1933年被贬抑时，泽覃曾受到责备，而在毛泽东1934年实际遭软禁期间，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一边。
五个月之内，泽覃就死在敌人之手(不走运的前领导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样命运，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为患了肺结核)。
毛泽东还留下了子珍所生的两个小儿子。红军的规定是，只有年龄大到能行军的孩子才能随队撤退。毛泽东这对刚会走路的孩子，托给一家不知名的农民照看。他此后再没有见过他们。
子珍是从始至终参加了长征的35个中共领导人的妻子之一。长征开始的时候，她正怀着第三个孩子；这个孩子显然是在毛泽东遭软禁期间怀上的。艰苦的跋涉对子珍的身体来说太残酷了，实际上也毁掉了这桩婚姻。
长征结束以后采访共产党人的一位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问毛泽东，他是否曾发现自己处于少数而不可能得势的情况。“是的，我曾是少数派，”毛泽东回答道，“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1935年，他的机会来了。
长征是在进行过程中才逐渐成形并有了策略和目的。长征在它结束很久以后才被人称为“长征”；在开始时，那只是痛苦的撤退。［2］“我们的目的，是摆脱‘围剿’并与其他苏区会合，”毛泽东后来告诉罗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们还深切希望自己能够处在抗日的位置上。”［3］
在行军的每一个阶段，压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而生存下来。长征面临四个依次关联的任务是每天必须考虑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与西边的一个或多个其他苏区会合；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再建继承江西苏区的政权；在新的根据地代表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
中共领袖们只是在第一项任务上不吵架。这种不团结的破坏性的确太严重，所以长征还有第五项任务，虽没有明说但却至关重要，就是为中共建立新的领导机构。长征要使部队脱离那群(布尔什维克)毛头小伙子的控制。
毛泽东自己的三万人(即第一方面军，约占长征部队的四分之一)与敌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战，发生在毛泽东童年之梦的湘江岸边。这次战斗使中共党内的斗争接近于摊牌。
面对蒋介石强大得多的军事机器，并因为蒋介石准确地预计到红军向西北的行军路线，中共显然损失了多达五万余人。受伤的人由于极度疼痛而把衣服塞进嘴里，以便抑制住喊叫声。
国民党消灭了差不多一半的红军。渡河的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决定向博古和李德发起新的挑战。
残酷的事实是，红军不可能实现与湘北贺龙的苏维埃相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已经安排了六倍于红军的部队对付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一个新计划，并向28个布尔什维克发起一轮犀利的批判。
红军应该向西南进军以进入贵州，这是敌人力量较弱的一个省份，然后与川北的一支共产党军队会合。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压倒了李德向北行进的主张而获胜。
同时，毛泽东在1934年12月的会议上大胆发言，指责因两个错误战术而造成湘江边的巨大损失。博古和李德划定的路线是一条直线，这才让蒋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里等待红军入套。
毛泽东还抱怨说，共产党人没有运用佯攻这一战术。他们处于不断的运动中，本应合乎逻辑地使用这种佯攻战术。共产党人也没有表现出对战士地方情感的体谅，或意识到当地地形的多变。
毛泽东还觉得红军行军负担太重。它携带着一个政府的全部家当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家具、印刷设备和一整套文件档案，在重压下蹒跚行进。
毛泽东在这点上与28个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触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共是个临时处于转移中的国家政权(28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还是一个有计划地进行疏散而缓慢成熟起来的政治运动，把回归土地作为以渐进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的观点)？
有一个细节最能充分说明28个布尔什维克的风格：在行军的最初几个月里，红军事实上根本没有准确的地图。他们的确坚持要携带一切装备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却没有想到要带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动准确性的钥匙。(当一个瑞士传教士被捕并被控帮助国民党办事时，他通过帮助红军指挥员们察看一份法语的江西省地图而缓解了自己的困境！)［4］
当然，28个布尔什维克缺乏军事经验，甚至不及毛泽东和朱德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积累起的经验的几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时，还从没有在战斗中放过一枪；长征开始时他只有26岁。李德——虽然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也既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打过仗，而且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
参加长征的人54%在24岁以下，和他们比起来，42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过40岁；甚至还有一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担任司号员、勤务员、打水员、通信员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傅连暲医生宣称，依他判断，这些热切而朴实天真的农民出身的长征者，90%不曾有过性经验。
最初的损失是由28个布尔什维克造成的，毛泽东不应为此受责备。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他并非一夜之间就赢得了权力，但是他的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的数周中在稳步增长。
他开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响力。文件烧掉了，家具扔进了山沟里，多余的枪支送到当地可靠的农民手中，大大精简的运输队只在夜晚行进，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
每一项行动都要事先向部队解释清楚并概括为一句简单上口的口号；在许多村庄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解释红军的使命并招募新兵；鼓励有艺术才能的战士编出歌舞节目以吸引当地观众：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