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灾荒，灾民纷纷逃荒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河南灾民的惨状。第二天王芸生奋笔写就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尖锐指出：“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量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尚在眼巴巴的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当天，《大公报》就接到中央军事委员会(蒋介石是委员长)的命令：停刊整顿三天。
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一是蒋介石刚愎自用，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加上他的政府腐败透顶，赈灾款半年到不了灾民手中，还要照样征粮！
二是一贯蔑视言论自由。就在河南大灾事件前几个月，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邀请王芸生访美，一切手续已办好。但在启程前的两三天，国民党中宣部长潘公展打电话给他说：“委员长(蒋介石)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此行于是泡汤。背后的原因是这个中宣部长打小报告，托陈立夫上签呈，说王芸生不可靠，不可令其出国。①[①?周雨：《大公报史》第11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出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①[①?亚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6页。]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①[①?《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之。”“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②[②?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①[①?《总统蒋公言论总集》卷二十，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第261—262页。]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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