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轻时候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同斯诺谈彭铁匠造反被斩首事，时间上有误，据考证是1866年。)，他与同学们议论，“都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这样一个农村少年，自然喜欢读《水浒传》这类书和喜欢齐天大圣孙悟空了。
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他看这些小说时的感触，他说：“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个想法同他的农家生活有密切关系，也同他自幼具有的反叛精神分不开。因此，在众多中国小说当中，描写并且颂扬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的《水浒传》，这里面有打鱼的、打铁的、种菜的、卖膏药的，以及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就使他特别感兴趣了。再加上他异乎寻常的思考能力，终于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来。这意思，后来在延安看了杨绍萱、齐燕铭根据《水浒传》故事改编上演的京剧《逼上梁山》之后，他写信给两位编剧者说得更明确：“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精神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的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做“造反派”。毛泽东这时谈论《水浒传》时，曾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皇帝为了自己地位的稳固，有时也反对鱼肉人民过甚的贪官。在反贪官的问题上，皇帝和宋江是一致的。宋江杀贪官，为民除害，其实也是为君除奸。说宋江受了招安，也可说是一种反贪官的反抗胜利，谈不上什么“投降变节”的。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这里，从少年毛泽东的反叛性格，顺便谈到他晚年“造反有理”和评论宋江的问题。
这时，韶山回来了一个新派教员，名叫李漱清，法政学校毕业，办过学校，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尤其激烈反对迷信，主张废庙宇、办学校，开发民智。毛泽东很拥护这个新派人物，经常去他家，向他借书看，请他修改作文，听他讲述时事。他也很器重毛泽东并劝说毛顺生多让儿子读些书。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政治周报》时，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办周报。李漱清的儿子李耿侯，是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组织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战争中光荣牺牲。
少年毛泽东的心灵受到的一次最大震动，是1910年长沙几万饥民的“抢米”暴动。1909年，湖南滨湖各县发生大水灾，长沙、湘潭、宝庆、衡阳等县也发生虫、旱等灾。1910年春，奸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如王先谦、叶德辉(王先谦(1841—1917)，湖南长沙人，清同治进士，汉学家，编著书籍数十种。叶德辉(1864—1927)，湖南长沙人，清光绪进士，以收藏和校勘古籍有名。从戊戌变法时期起，王、叶即为湖南顽固党的首领和民愤极大的劣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叶破坏农民运动，1927年被革命政府判处死刑。)等家积谷上千石、万石；巡抚岑春蓂也勾结外省奸商和英、美、日等外商，偷运谷米出省，因而引起米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粮绝食断，无以为生。4月中旬，终于在长沙城爆发了群众抢米事件。在连续几天之中，几万城乡饥民捣毁了抚台衙门，英、美、日、德等国领事署和洋行、趸船、堆栈、教堂、医院，以及为豪绅所把持的学校，也多被焚烧或砸毁。岑春蓂调遣军队残酷镇压，群众死伤近百人。为了平息民愤，清政府事后被迫将岑春蓂等革职，王先谦、叶德辉等“降级调用”，“革去功名”。这个大暴动波及湘潭、益阳和滨湖各县，饥民纷纷聚闹大户，吃“排家饭”。韶山也发生了穷人“吃大户”的事情。在这以前，韶山农民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哥老会(以及青帮、在理会等)是在清初形成的民间秘密团体，组成分子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曾经同地主发生冲突，为首的一个铁匠被杀害了。这些惊人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同学和友伴中引起了议论和同情，但只有他进一步认识到这同大家的生活都有密切的关系。韶山许多农民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有的因无钱治病而死去，有的为生活所逼而投塘、上吊。这些耳闻目睹的惨象和群众的自发斗争，在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埋下了最初的反叛种子。
他自己生活中的直接反叛，则是反对父亲的专制和刻薄。他在家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反抗的。父亲送儿子读书的唯一目的是为发家，一旦发现儿子读书有越“正道”，就常常无理地责骂他“懒惰”、“不孝”，有时甚至加以体罚。这个少年最早的一次“反叛”，是在他10岁的时候，为抵抗经常打骂学生的私塾教师，独自从学堂逃出，在附近山中迷了路，乱跑了3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回。从此以后，对这个桀骜不驯的“逆子”，父亲和塾师不得不温和一些了。毛泽东在回忆中幽默地说，家里分成两个“党”：一个是执政党，只父亲孤家寡人一个；另一个是反对党，由他和母亲、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有时还包括长工在内组成。母亲只赞成用温和的办法来对付，他则主张公开的反叛。为了辩驳所谓“不孝”的责备，他以经书做武器，对父亲说：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有一回，父亲当着许多客人责骂了他，于是他忿而从家里跑出，父亲从后面追来，他就以“投塘”相威胁。这种反抗，终于换得父亲一定的让步。他的最大的“忤逆不孝”是抗婚。父亲按照古老的陋习，为他娶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18岁的媳妇，他坚决拒绝，一直不承认这桩“婚姻”，父亲也无可奈何。他尤其不满意父亲的悭吝，在穷人“吃大户”的那年，囤积谷子，不肯平粜，他认为这是非常不人道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旧历年关，父亲要他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伙衣衫褴褛的穷人，他便把钱散给了他们(柳六文：《我所知道的毛泽东先生二三事》，载1945年9月8日《新华日报》。)。
旧时私塾儿童常受教师体罚，毛泽东对此很反感。他10岁在南岸私塾时，一次挨了打，他气得背起书包就走，又不敢回家，在山冲里转悠了3天，才被找了回来。他回忆这次的“反叛”说：“到家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自幼年就显现出来的这种品质：自我做主，敢想敢做，无人能够阻挡得了的倔犟性格，或从环境或从书本或从其他方面产生，只要是他认为合理的东西，必定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从各个方面同守旧的父亲对抗，这段回忆向我们作了一个启示：这个少年的这种可贵的品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起来。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1919)，在家排行第七，称“七妹”(斯诺《西行漫记》中，提到毛泽东的母亲名字叫“文其美”，当是音译之误。)。文家也世代务农，因有祖坟在韶山，为祭祀方便，将七妹嫁与毛家。母亲生怕第三个儿子长不大，于是毛泽东寄居在外祖父家时，拜当地龙潭一块被称为“石观音”的巨石为“干娘”，以保佑其长大成人，故乳名石三伢子。跟父亲相反，母亲在亲友间和韶山一带，是以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帮助别人而著称的。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在待人接物方面，受母亲的影响很大。母亲于1919年去世，儿子沉痛地写了篇《祭母文》。这篇由毛宇居一直珍藏着的文章，这样称道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1版。)母亲去世后，毛泽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而利人的，我的母亲属第三种人。
父亲已经决定将这个16岁的儿子送到湘潭城里一家米店去当学徒。这时湘乡县的东山书院已改为新式的高级小学(东山学堂为戊戌以前湖南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毛泽东很想进这所学堂读书。湘乡是母亲的故乡，县城离韶山只有25公里路。经过向父亲力争和亲友们说项，父亲才同意他再去念书。毛泽东能够去东山读书，得力于李漱清、王季范、毛宇居和一位堂叔——毛麓钟。这位堂叔是毛家仅有的一个秀才，出过远门，到过云南，在蔡锷部下做过事。这位堂叔曾教他读过《纲鉴易知录》、《史记》和时文(八股文)、古文、唐诗等，并常为他改文章，使他进步很快。他们都极力怂恿这个聪颖有为的少年到湘乡去进这所新学堂。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学堂读书。从此，他就离开了他那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韶山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