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的形势很困难，沿海基本都丢了，广东除了部分山区和非常闭塞的地方全都失陷了。日军不时地出击粤汉路，韶关以南都丢了，以北只通到湖南的衡阳、株洲、长沙。政府对抗日宣传得很厉害，非常有深度，范围很大，三青团也宣传得很活跃，号召青年人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拿起刀枪上前线，中心就是中国人怎么办？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日本打，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保卫家乡。
我的生活其实比较安稳，当时的思想是，日本飞机来轰炸，天天跑空袭，咱们一点招儿都没有，只能一来警报就跑，我不愿意再过这种每天受到空袭威胁的日子，加上家里的遭遇，就想，我们不去谁去？国恨家仇谁报？走吧，参军去，从军到前线，跟日本人干，只有这一条路，要是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姑姑死了，哥哥回乡下了，大姐在河西的明德学校教书，离我挺远。我那么小，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决定上前线了。
编者注：鉴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较多，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抗战。
各种招兵的宣传里，有一个是以三青团韶关分团名义招募远征军的，我就跑到他们的军营去看。
军营在韶关复兴山上，门口没有站岗的，进去随便走，士兵穿的都是灰棉军衣，有的晒太阳，有的在闲谈，也有的几个人一起在唱歌，看上去很悠闲，这里自由、欢乐的气氛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我看到有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就去问他们这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入伍需要什么手续。
有一个姓潘的就给我介绍，说这里是远征区队，去印度、缅甸打仗的，师管区是挂名招我们，但我们不归他管。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国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二十多岁，篮球打得很好，在我们从韶关出发前患肺结核病故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救。
另一个人叫吴启光，是华侨，高中毕业刚考上广州大学，
我跟他也谈了一下，他说现在不当兵还等待何时？以后你都不够资格了，战争打完了，当兵还有啥意义，现在当兵那目标就很明确，你不是要打鬼子吗？还有一个叫黎兆基的，也跟他聊了聊，后来到东北，他帮助我很多。部队的副队长是一个上尉，我也跟他唠，他说你多大？我说我不大，他说你不到十八岁不能当兵，我说哎呀那我刚好十八岁。回来我就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工友说，这是去参加出国远征的，问他们去不。大都不愿意去，说当兵多苦，去了能行吗。有的说中国打不赢，困难啊。其中有两个，说应该去，不死不也受罪嘛，我们这么小，死了拉倒，死了还为国家流滴血，如果打胜了没死，以后日子有可能比现在过得好。机要室主任平时对我很好，过春节见到我，给我拿个红包。
有时看见我就说，没事到我办公室来玩。他劝我，说中国黑暗、社会黑暗，去了肯定被当猪仔卖掉。他的职务是简任，相当于部队的将官。荐任相当于校官，尉任相当于尉官，这都是当时的编制名称。那时国家征兵是抽壮丁，一个村子十八岁以上的，抽到谁谁就得去。猪仔就是抽兵抽到你了又不想去的，家里拿钱给抽兵单位，他找人给你顶替，你就不用去了。抽兵单位县一级叫团管区、市一级的叫师管区，相当于现在的武装部。
财会室主任结婚时，说小黄，来帮我啊。他娶媳妇摆了上百桌，我们帮着招呼。秘书处一科的女科员，丈夫是省参议员。他们都对我很好，也说不能去当兵，劝我说，这个环境多好，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
他们几个说你是自愿从军，师管区一定用你的名顶替拿钱的人。当时我还不懂这些，我说不可能。
一九四三年末，我和孙雪明、钟敬维两个工友，一起去报名参军。到军营一看，报名的大部分是年轻学生，都十八九岁。我一报名，招兵的说你不够岁数，不要，他说我要十八岁的。我那年还不足十六岁，说话还是童声呢，我说我是十八岁，是虚岁，就差不一点儿。其实他们对年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也是稀里糊涂，兵员那么缺少，来的人越多越好嘛，就把我收下了。
我到现在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九二八年生还是二九年生的，就是因为参军时报的是假年龄，到后来自己也记不清真正的年份了。
省政府对我们参军还挺当回事，《广东日报》《韶关日报》都报道了。去跟大姐告别时，大姐说看到报纸了，题目叫《三工友请缨杀敌》，头一个名字就是我。
离开省政府时，秘书长主持的告别会，场面挺感人。我作为三个人的代表讲话，尽管当时还是个孩子，也没什么文化，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说，别了，谢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的教育、帮助，让我懂得不少事情。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胜利的旗帜插遍了珠江，我会凯旋归来，胜利归来。
那时很小，不大懂，就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我是一九四三年末报名，一九四四年初入营，队伍名称叫韶关远征区队，有五六十人。后来三青团介入，改成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韶关分团团员出国远征区队。但我不是三青团员，从来没有填过申请表也没有过宣誓，他们开会、过生活都不让我参加。
进了兵营一看，哎呀，生活很苦，可是朝气蓬勃。
我们推选了大学生华侨吴启光为区队长，从香港回来参军
的曾焯忠为区队副。队员以力行中学和广东师范学校的较多，吴启光、黎兆基和病亡的潘同学是大学生，也有香港回来的青年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在职人员，还有七八人是编余的连、排级军官，我们互相之间称同学。
这些年轻人每天在一起都快快乐乐，出操、升旗、唱歌，甚至唱共产党歌曲都没人管，《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我都是在那儿学会的。不知道还有共产党这么个派别，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街道上挂着抗战的宣传照片，这边是蒋介石及何应钦、陈诚等高级将官，那边毛泽东、朱德、贺龙的照片也都有，这些照片在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香港的学校里，只知道这都是抗日领袖和将领。那时候没想太多，对整个政局也不怎么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都不知道，看不出有什么敌对的，不知道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
参军后最不习惯的就是伙食，吃的是糙米，稻壳磨掉了，但还是很粗糙，很硬，有的是掺了稻子、稻壳、沙子，到胃里不消化。定量每天一斤半，去了杂物后，实际只有一斤二三两。
许多人吃了以后都泻肚。我的脾胃差，吃好吃赖不要紧，但是我吃不了糙米，不去皮不消化，老拉肚子。但既然来了，不行也得行，慢慢吃慢慢适应，咬牙啊！
不到十天，当初一起参军的孙雪明不辞而别了，我想我不能跑，坚决干到底，我必须得干到底。部队没有薪饷，除了一套很薄的灰棉军服、一条皮带、半床棉被，再无其他用品。这半床被只有平时的小被那么大，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不然晚上脚一伸就出去了，也不能翻身。身下铺的是稻草，袜子和鞋都是自己带去的。
但是精神很愉快，每天都是唱歌、跳舞、打球，很活跃，大家一谈起未来就充满憧憬，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把日本鬼子打掉的，会胜利的。那天不知道谁说，走吧，咱们起个誓，对抗日战争表个决心。我们就全队拉到黄冈山上，搞了一次宣誓仪式，歃血为盟，立一个誓言，这个誓言很简单：“不灭倭奴誓不归”。
黄冈誓师的符号一直戴到贵阳教导团，长方形，前面是名字、番号，证明你是哪个部队的，翻过来就是我们的誓言。师范学校音乐专业毕业的李自成特为此作了一首歌曲：万里戎机，白雪满征衣，关山铁马，若飞。别矣，别矣，青年有壮志，不灭倭奴誓不归。再见，我的故乡……
这也是一种鼓舞，就是我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出发前，我去跟大姐告别。大姐在河西的明德教会学校教书，她再三嘱咐我要学会照顾自己，又领我到面馆请我吃了三碗面，说姐姐就这么大能力了，吃三碗面在当时算是很奢侈了。我明白她的心情，好像身边就这么一个小弟弟都没有照顾好。还送了我一本纪念册，她在上面题了一句话：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替千万人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