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本文摘自：《资治文摘》2009年第5期，作者：王小乌，原题：《江青与新中国第一任天津市长的浪漫史》
黄敬虽然证明了江青确实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据徐明清推测：“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复婚、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上世纪30年代在天津，黄敬与姚依林有过一次夜谈，黄问姚：“你有没有女友？”姚答：“没有。”黄说：“我已经有了！”于是，黄满怀激情对姚讲述了自己在青岛大学读书、到农村搞宣传工作时的一段浪漫史，对方是青岛大学图书馆职员李云鹤(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改为“李云鹤”)。
初识俞家三少爷
李云鹤在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学习时，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赵太侔。一年多后，李云鹤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做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学过一段话剧表演的李云鹤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在赵家，李云鹤邂逅了俞珊的弟弟黄敬(俞启威)，黄当时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俞家是名门望族，黄敬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黄却没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那时，李云鹤和黄敬已从热恋转而同居。经党员黄敬介绍，李云鹤也于1933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时年19岁。
不久，因为叛徒出卖，黄敬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为了不让李云鹤受到牵连，黄故意请警察局转告李云鹤“另寻出路”。恰在此时，上海明星公司导演史东山来到青岛动员俞珊重回上海。赵太侔便和俞珊顺水推舟，推荐李云鹤去上海。
李云鹤穿着俞珊送给她的旗袍，跟着史东山来到上海，却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李云鹤抵达上海，本打算住进上海的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李云鹤遂以俞珊“表妹”的身份，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
后来，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到陶行知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当时晨更工学团里的女教员，只有徐明清(时任“晨更工学团”负责人)、李云鹤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天天生活在一起，徐明清和李云鹤慢慢熟悉起来。
当时李云鹤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而且很活泼，教唱歌、演戏，跟女友相处得不错。可是每当回到小阁楼里，她就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一言不发，有时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完又收了起来。
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信开头的称呼是“进子”，落款是“小俞”。信中有一句她印象很深：“你是我心中的太阳”。徐明清把信交还给李云鹤时，顺便问起“小俞是谁”，李云鹤也道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好言劝慰了一阵，劝她不要过于担忧。
入住俞宅俞家逐客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黄敬)出狱后，曾几度秘密来沪探望李云鹤。黄还找姐姐帮忙，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一间小屋，跟李云鹤一起搬了过去。
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后由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钟绍琴证明，她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获释。
李云鹤出狱不久，徐明清收到黄敬的来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上海的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黄敬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到很大刺激。
徐明清看到眼里，遂邀请李云鹤和她一起回浙江老家散心。李云鹤爽快地答应了。徐的家人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徐还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良好恢复，脸色又红润起来，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年底，黄敬来信说他已在北京大学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
1935年1月，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据徐明清回忆，李云鹤当时是哭着离开徐家的。
然而，与黄敬短暂团聚后，1935年3月，李云鹤就回到了霓虹闪烁的大上海，并通过田汉等人的关系，以“蓝苹”的艺名进入影剧界。
同年9月，蓝苹即与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并公开同居。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等三对夫妇，举行了集体结婚仪式。然而不到一个月，蓝苹就与唐纳闹翻。
婚后蓝苹难舍旧情
最新出版的《姚依林百夕谈》，恰好描述了唐纳、蓝苹婚变之后，蓝苹与黄敬的旧情难舍：1936年的一天，姚依林接到黄敬来函，要他见信后即去国民饭店找黄。姚依林按照约定到了饭店，黄告诉姚：“我和李云鹤一块儿从上海回来了！”
原来，黄此前曾奉地下党之命，去上海参加筹备组织“全国学联”，在上海，黄巧遇刚刚和唐纳结婚的蓝苹。孰料，蓝苹一见黄敬便旧情复萌，谎称母病，给唐纳来了个不辞而别，随黄敬乘船去了天津。
黄敬见到姚依林时说，因自己突然从上海带了个女人回到天津，上级党组织还不知道，他(黄敬)必须先向中共北方局(党的上级组织在北京)报告一下情况，三天左右，即可返回天津。黄说：自己离开的一段时间内，蓝苹住在天津旅馆，在此期间，请姚代为照料。姚依林想了想，遂留下了自家“32号路公馆”的地址(姚家也是天津的大户人家)。
哪知黄敬前往北京的次日，蓝苹就去32号路公馆找姚，说有要紧事，必须立即见姚，恰巧姚母在家，听说有个年轻女人哭哭啼啼找上门来，姚母急忙找到儿子。问明情况，才算消除了姚母的误会。
蓝苹登门的时候，姚依林并不在家。得知消息，姚便赶到天津旅馆。进了旅馆房间，只见蓝苹仍在房间哭泣，一面哭，还一面向姚指了指扔在地上的报纸。原来，上海消息已传到天津，报上刊登的新闻说“蓝苹出走，唐纳自杀”。蓝苹焦躁地对姚依林说：我不能等黄敬从北京回来了，一定要回沪看望唐纳，而且今晚就要走。于是，蓝苹向姚要了20元路费，不再等候黄敬，当天便返沪了。
三天后，黄敬回到天津，去旅馆自然找不到蓝苹。姚对黄说：“你找这个麻烦干嘛？人家又不跟你了。”黄敬苦笑一下，说：“走了也好！”
此后发生的故事，众所周知：唐纳在上海旅馆自杀被救，闹得满城风雨，尤其上海小报，多数都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又后来，蓝苹与唐纳一度和好之后，又再度分居。
渐渐地，上海电影圈内又传出蓝苹与电影导演章泯秘密同居的说法，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导演章泯，早已结婚并有了儿子，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见诸报章，甚至有人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
1937年6月，蓝苹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我的自白》一文，称并非自己情变，而是唐纳出轨在先。然后，蓝苹与章泯公开同居，并被影片公司解聘。
此后不久，蓝苹去了延安。
帮助江青恢复党籍
根据公开出版物的记载，1937年8月底，蓝苹到达延安，并且她不再使用“蓝苹”，而是用了“江青”这个名字。
“江青”的含义，据说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在陕北，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采访时说：“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缺少入党证据)被驳回。于是，江青在招待所白白地等候了两个月。恰在此时，她以前的恋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因为找到了当年加入中共的证人，江青乃顺利地恢复党籍”。
黄敬虽然证明了江青确实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据徐明清推测：“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复婚、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黄敬成为第一任天津市长。
据姚依林回忆，全国解放，1950年姚在北京医院住院，巧遇也在住院的江青。当然，这时的江青已是主席夫人。江未提当年向姚索要20元的旧事，只邀请姚去医院的棋牌室打扑克。姚说“不会打”，没有去。《姚依林百夕谈》内记载，“(解放后)据闻蓝苹仍有信写给黄敬”。
“文革”爆发，“文革旗手”江青启动了针对影剧界旧恩人、旧同事的清算与追查。为追回她的那些亲笔信，江青竟唆使红卫兵逼斗黄敬的夫人范瑾，致使范瑾患上精神病。但范瑾熬过了“文革”，直至2009年1月才逝世，而黄敬则在1958年就因病死在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任上。
“文革”中，“李云鹤”、“蓝苹”的旧时朋友几乎全都遭殃，不过，出国谋生的唐纳当然无事，国内生活的章泯同样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