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江青与康生的关系
杨银禄
康生早年就认识江青？
传说江青的母亲李栾氏曾给康生家当过佣人，就在那时，康生认识了江青。
江青的母亲是否给康生家当过佣人无从考证。即使当过，那也是江青五六岁的时候。1972年夏天，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时（当时我在场）说：“有一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我父亲因一件小事毒打了母亲，母亲忍无可忍，一气之下带着我离开了家门。”“我母亲要出去工作，因此我可以上学。”“诸城县一个有一妻几妾的姓孙的地主收留了我们俩。不久，母亲又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破落地主’。”“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试着走夜路去找我母亲。”
假如有人认为这个“破落地主”就是康生家的话，康生是1898年出生，江青是1914年出生，康生比江青大16岁，康当时是二十一二岁的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怎么会对一个五六岁的佣人家的小女孩产生好感呢？
1937年7月（有的说8月），江青从上海去延安。康生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王明的副手，与王明、陈云一起于1937年12月（有的说是11月29日）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与毛泽东相识了。作家王凡、东平在《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这可以说明，康生并未从中牵线。
江青与康生的政治和个人联系，是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江与康是否认识，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得而知。
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发动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对江青的情况肯定了解，知道他们是山东同乡，更明白江青与毛主席的关系，所以对江青的进步是很关心的。1938年7月1日，中央党校召开建党17周年纪念大会，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剧《打渔杀家》。当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江青是党校学生。康生动员江青演主角萧桂英，他自己还指挥乐队打小鼓。这出戏演出很成功，江青表演得很好。自此，江青在延安的名声就更大了。有人说：“那时江青很漂亮，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
两人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配合
江青与康生的关系，以我的所见所闻，觉得从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
党的九大期间，江青急欲进政治局，康生为她的这一愿望是尽了心、出了力的。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如愿当上政治局委员以后，康生高兴地跑到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热情地表示祝贺。几天后，康生又给江青写了“风华正茂”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康生的字写得很好，能左右开弓。他会刻章，会画画，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笔者注）康生还请人裱糊好，装进漂亮的镜框里，亲自跑到江青的住地，郑重地递到江青手里。江青看到这个条幅，如获至宝，一再向康生表示感谢。她说：“感谢康老对我的关心、肯定和鼓励。康老是我最好的老师。”康生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江青同志是我最好的学生。”（在延安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江青是党校学员，那时他们是师生关系——笔者注）康生走了以后，江青吩咐我们将康生写的这个条幅挂在大厅的正面南墙上。
江青的牙齿不好，有一次牙龈发炎，康生知道后，热情而耐心地建议江青使用竹盐水漱口。江青同意后，康生又把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叫去，亲自教程师傅如何做竹盐水。康生说：“用新鲜的竹子，把大粒的海盐灌到竹筒里，再把竹筒放进烤箱里烤。这样连竹子里面的内膜都炭化了，盐也烤得黑乎乎的了，倒上水，用这水漱口，漱几天以后，牙龈炎就好了。”江青遵嘱认认真真地做了。还真的管用，几天以后，牙病好了。
为了感谢康生的关心、帮助与鼓励，江青把康生请到她的摄影室，给康生照标准像，并放大16寸，亲自送给他。康生经常咳嗽，江青为了保护他的脖颈和喉咙不受凉，亲自送他一条她自己设计的獭皮围脖。
康生由于精神上受刺激过大，用脑过度，吸烟过量（平时一天能吸三包小熊猫香烟）等原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精神和体质大不如前了。茶不思，饭不想，也很少睡觉。曾有几天，拒绝吃东西、喝水，总怕有人下毒。江青为了使康生吃东西，恢复体力，延长寿命，就叫程师傅做了几样好吃的小点心，亲自送到康生住地，端到他的病床前劝他吃。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一小块点心，并说：“好吃好吃。”康生见江青吃了，也跟着吃了。江青高兴地笑了。
江青回到自己的住地以后，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康老这个人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放在他的眼前走开后，他赶紧抢过去就咕嘟咕嘟地喝了，他以为别人吃过的东西、喝过的茶，就可证明没有毒。”有人说他患的是严重的老年抑郁症。
为了使康生高兴，江青前后几次给康生送去鲜花，表示问候。有一天，江青亲自开着红旗车给康生送鲜花。由于是初学开车，驾驶技术太差，当开到钓鱼台8号楼东边的小桥时，差一点开进湖里去，坐在副驾驶室的司机小刘看到情况危险，啪的一下就把方向盘给扳正了。江青是经历过世面的人，如此危险的情景并没有惊吓着她，到了康生的床前，仍然很镇静地请康生赏花，请他保重身体，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在“批林批孔”初期，抱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江青则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夸奖说，康老有功劳，康老立了一功……
江青对康生尊重有加
江青对康生十分尊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称呼上。江青称呼康生，无论当面还是背后，或者是文字称呼，我从未听到和看到她称“康生”，总是称“康老”。
二是在态度上。江青在我们工作人员面前从未讲过康生的坏话。有时不高兴了，实在忍不住了，想跟我们说说她内心的话，话刚露头，就立即收了回去。可是，她在背后经常讲陈伯达的坏话，说陈伯达“不修边幅、窝囊”，“他说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哪有他这样的小小的老百姓，官大一级压死人”。还说“我跟他（陈伯达）吵过架，还在他面前摔过杯子”。有一次，她还在我面前发泄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她说：“我跟陈伯达吵架时，张春桥、姚文元一声不吭，不坚持原则，我叫他们二位作检讨。”（他俩还真写了检讨，并亲自送到江青手里，才作罢——笔者注）可那天吵架时，康生也没有发言，江青却没有追究什么。
三是在看电影上。江青喜欢看电影是出了名的。在钓鱼台17号楼放映室里存放了上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如果没有江青的批准谁也取不走，但康生除外。
江青请康生陪看电影，他如有特殊情况就不去看，江青对康生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江青通知张春桥、姚文元看电影，他们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陪她，她会不高兴甚至表示不满，有时还会拿他们是问。
康生的态度为何急转直下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在我看来明显起了变化。他对江青的不满意既有说辞，又有表现。以前，康生经常到江青的住处去看江青，有事说事，无事问候。以后，一次也不去了。以前，江青请康生到17号楼陪她看电影，康生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不去的。以后再请，一次也不去了。但江青并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以前，康生对江青很尊敬，是江青政治上的坚强支持者和依靠者。从来没有听到过康生对江青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就不同了。1970年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5个粘玉米，当时，江青送给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于是康生对此借题发挥。有一天，他对他的秘书黄宗汉说：“5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5个人，意思就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由此可以看出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了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5个玉米的含义的。”（1999年3月21日，黄宗汉告诉我的——笔者注）
有一天，江青看望康生并回到她的住处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了，拉长脸说：“我以前多么关心他呀！我还送过他毛衣呢。我在延安的时候就织过毛衣，我给主席织过毛衣，还给康老织过毛衣，可是现在他……”当时我们不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裂痕。
1974年3月20日，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好多都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同年7月1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诬告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12月23日，周总理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重要职务。
康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老谋深算，又十分熟悉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看到毛主席对江青一再进行严厉批评，就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想急忙与她划清界线，拉开距离。他拒绝江青的探望，即使见了面也不给她好脸色。重病缠身的康生，于1974年周总理赴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之前，赶紧向周总理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接着他又托人给毛主席带话，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
当然，江青也是一个很聪明、政治很敏感的人，康生对她的态度发生的巨大变化，她觉察到了，也十分不满，但这种不满大多数时候没有表现出来。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