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彭德怀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3年第2期，作者：晓农，原题：《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八次历史误会(续)》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林彪三番五次闹着去打游击，彭德怀在东渡黄河问题上过于慎重拖延了时间，毛泽东对此极不高兴。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心。可是，战斗的硝烟方散，身为红一军团主帅的林彪，却三番五次闹着要去陕西打游击。12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一周来虽数次向军委请示，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成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继而，于是月12日、15日、18日三次致电中央，力持己见。
作为红军数得着的主将，林彪这么一闹，还真让中央挠头。毛泽东想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林彪与彭德怀的关系甚好，便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彭德怀，请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打消林去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电报中明确指出：“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去陕南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还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给彭德怀去电：“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游击战争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的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有分歧，中央认为有当说明之必要。”
彭德怀在接连两次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是否找林彪做了说服工作，这方面的情况不得而知。只是直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开过之后，林彪仍旧向中央软磨硬缠，致电中央：“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去陕南打游击。”毛泽东接了电报，颇为恼火，估计彭德怀一定没有找林彪，马上联系到彭德怀对陕北的看法。彭曾在一次会上讲到：“陕北只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不能容纳大的红军，因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若向南发展要好得多，不过要同东北军打仗。”想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不能寄望彭德怀去说服林彪了，决计采取另外的措施。12月29日23时，中央向林彪发出最后通牒：“接电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代理。”
林彪终究顶不住中央的千钧雷霆，于1936年1月4日赶到延安，住了10余天。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说服教育下，遂打消了去陕南打游击的念头，回到一军团准备渡河东征。
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征战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彭在拥护中央决定并积极执行的基础上，内心又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黄河，因为这时候的红军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加起来才一万三千余人，真是宝贵得很，再也损失不起了；二是渡过黄河后，如果蒋军大举增援，红军能否安全撤回？对于这两点，彭德怀认为“这是一点也不能大意的”。他除了几次复电向中央说明上述顾虑，又亲自带着侦察队伍，携带电台，来到无定河口，在上下游几十里的地方，用了7天时间详细勘察各个渡口的情况。
可是彭德怀不曾料到，他这种以求万无一失的稳重做法，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毛曾带气地对张闻天说：“他(指彭德怀)求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是个操之过急的“运动战”，对彭德怀发动、指挥这一战役的动机有所疑虑。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的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百团大战”，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三光”为特征的“扫荡”，特别是对晋东南实行“囚笼政策”，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可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线空虚，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我方投入105个团20万兵力，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伪军5100余人，生俘日军281人，缴获各种枪支6千余，火炮60多门，飞机6架，破坏铁路48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拔除日伪据点2900多个，摧毁了大批伪政权，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损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渐渐显露出来。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华东、华中增调几个师团，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尤其指挥上的失误，使129师的伤亡大大超过预计数目。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比别人更高一筹。虽然战役获胜的初期，他曾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彭德怀去过一封贺电，讲到：“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而在其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已呈报中央军委，但未等中央军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依然是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八路军总部于7月初上报的作战计划，是投放兵力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是破袭正太路，其次是破坏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后来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达到105个团。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这么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
还有一个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问题。促使彭发动“百团大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日军进攻方向有错误的估计。本来日军的进攻方向是中原和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以有利于太平洋战争。而彭德怀认为日军要进攻西安，担心敌军切断延安与西南区域的联系，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顾虑。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或等到日军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之后，兵力更为分散时，举行这个百团大战，其战果、意义将大得多，我方的损失则要少得多。综上所述，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发生了某种怀疑，认为彭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总之，“百团大战”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彭德怀因抗美援朝与高岗多次接触，对高怀有好感，和高谈论过一些中央领导的是非。后对“高饶问题”有所察觉，但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事后，彭被毛泽东看成“高饶司令部”的人，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
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的反党分裂活动，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1952年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权欲熏心，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大肆攻击刘少奇、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小组织派别活动。高岗还利用各种场合，散布“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颠倒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还反对党内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为能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铺平道路。
自1953年12月起，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是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这一讲话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时过不久———1954年2月上旬，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会议并作全会报告。针对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刘少奇在报告中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真正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都作了发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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