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
一、胡宗铎妄兴“湘案”，授蒋可乘之机
一九二九年的蒋桂战争，是以何键和鲁涤平(1887—1935，国民党高级将领。1928年为湖南省主席，后被桂系迫走，并引发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蒋桂战争。任过江西省主席，进攻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大败而归。后任浙江省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35年因脑充血中风病逝于南京。)的矛盾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李宗仁主持的武汉政治分会任命谭延闿的部下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湖南清乡督办，并委任原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为湖南清乡会办。
此时湘赣边区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正在日益壮大，鲁涤平乘机向南京政府提出由湘赣两省进行“会剿”的计划。南京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发出“号电”，任命鲁涤平为湘赣“会剿”总指挥，何键为副总指挥。鲁涤平想借机把何键挤出湖南。遂决定由何键代理总指挥，带领六个师去江西“会剿”。何键不甘心被挤，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到武汉找胡宗铎，由胡陪同去访李宗仁商量对策。
何键向李宗仁提供了一项后来不能证实的情报，说蒋介石最近不断从江西运武器去补充鲁涤平部，实属可疑。运输装备，从武汉经由火车送往长沙最为方便。南京为何舍近就远呢？心中分明有鬼，我们推断，蒋介石意欲指使鲁涤平对武汉用兵，吾人不能不预为提防。
李宗仁以此事体大，特嘱胡宗铎陪同何键前往北平，向白崇禧汇报。李氏并派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王季文随行。王季文为桂林人，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二年，孙中山先生视师桂林时，曾任命王氏为桂林清乡督办。李宗仁对他遇事咨询，故嘱其随同胡宗铎、何键北上。
胡宗铎等一行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从武汉乘火车抵北平，白崇禧亲往迎接。在胡宗铎、何键未到前，李宗仁已电白崇禧，说明胡、何此行任务。故胡宗铎、何键抵平后，白崇禧一有时间，就陪同他们浏览北平名胜，似在作出这样假象：他们此行是旅游的，别无其他任务。
白崇禧聆悉一切后，明告胡宗铎、何键说：“看来蒋介石目前集中全力于召开编遣会议，尚不至于立刻对内用兵，但局势在蒋介石锐意削除异己政策的激荡下，内战是不可免的。今后对策，我以为应该是这样：
一、李德公(宗仁)应当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我是不去的；
二、何云樵兄应就任代理“会剿”总指挥职务以示顾全大局的精神；
三、外传蒋介石以经济方法瓦解第二集团军；以政治方法瓦解第三集团军；以军事方法瓦解第四集团军。如果真的打起来，则武汉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我主张第四集团军在武汉的部队，在必要时应全军撤到湖南，紧靠两广为后方，以利于进攻退守，运用自如。如果我们进军对蒋，也应当采取当年北伐的打法，由浙赣线进攻上海，切勿等在武汉挨打。”
十二月十九日，胡宗铎离平南下时，白崇禧还殷殷嘱咐放弃武汉的主张。他还要胡宗铎力筹三十万元，使现在滞留天津到唐山的李鹤龄、廖燕农两部能够把它作为开拔费，早日调回武汉。胡宗铎对此唯唯遵命，他这个人，是完全依靠白崇禧提拔起来的。当北伐誓师时，他不过是个旅长，其资历相当于钟祖培和李明瑞，战功也是一样。龙潭战役后，胡宗铎一跃而为第十九军军长，及西征后到达武汉，胡一身兼武汉卫戍司令、湖北省清乡督办，即他的部下陶钧，地位本低于钟祖培，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湖北省清乡会办。他们地位高了，对白崇禧就不像过去那样听话，主要就是他们维护眼前利益，舍不得放弃武汉地盘，以致后来沦于一败涂地的局面。
一九二九年到来了，李宗仁期前到南京出席编遣会议，以消除蒋介石的疑虑；何键于元旦宣布就任湘赣“会剿”代理总指挥职；蒋介石于一月一日以“东”电致白崇禧：编遣会议已于一月一日开幕，请克日莅京出席，并准备给白崇禧以主持编遣一个部的职务。白崇禧于一月二日以“冬”电复蒋氏，告以他的六弟崇祜近日在沪病故，因哀伤过度，以致咯血，已入院休养，俟稍行康复，即力疾赴京，效命驰驱。白崇禧是时对蒋介石已有戒心了。他不应蒋介石电召，是可以理解的。
武汉是所谓“桂系”重心所寄，李宗仁出席南京编遣会议去了，白崇禧又留在北京，这样武汉只靠第七军军长夏威、第十九军军长胡宗铎、第十八军军长陶钧等三人在那里主持一切。李宗仁主张“鄂人治鄂”，对胡宗铎、陶钧颇予放任。因此胡、陶把持军政大权。陶钧最骄纵，首先抢得湖北收入最大的禁烟局，胡宗铎也得了榷运局。第十八、第十九两军因为待遇好，除薪饷外还有特别收入，一些军官都挥金如土，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广西子弟兵第七军则仅赖经常费维持，日子很不好过，于是武汉军中就传出了“广西人拼命打仗，湖北人升官发财”的不平之鸣。
蒋介石在派刘兴北上策划夺取白崇禧所部湘军之时，也派他的侍从参谋郑介民去武汉刺探桂军情报。郑介民是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到过苏联留学，恰巧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是留苏学生，此时正在武汉政治分会工作。郑介民通过李宗义的介绍，很快就同广西一些中级军事干部密切往还。郑介民侦悉：桂鄂部队不和，其中尤以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对胡、陶骄纵跋扈，最为不满。
不久，蒋介石就派他的高参云南人周伯甘到武汉，向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李明瑞策反。周伯甘与李明瑞为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可以促膝谈心。周伯甘对李明瑞说：“武汉给胡宗铎、陶钧搞得乌烟瘴气，你在这里有什么出路？如果倒向中央，则可以开拓另一个前途。”李明瑞沉思有顷，始说：“你有所不知，我凡是在政治上采取重大抉择，都必须同我的表哥俞作柏商量决定。”周伯甘至是知道李明瑞心存携贰。
俞作柏是李宗仁、白崇禧的老干部，此人脑后见腮，相术家指为雅好权术，凡事只求目的不择手段。当李宗仁打下南宁时，俞作柏曾劝黄绍竑取李氏而代之，白崇禧告以洪杨故事，黄绍竑乃竭诚拥李。北伐出师时，俞作柏以旅长让给他的表弟李明瑞(也是他所部团长)充当，自己则在南宁主持军校兼任广西省政府农工厅长，曾资助左江农民革命领袖韦拔群开展东兰农运，“四一二”清党时被迫去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变”，张发奎曾以广州政治分会名义委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后来杨永泰就是通过汪派的关系找到俞作柏，俞一出来做李明瑞的工作，自然易如反掌。这些事态的发展，李、白均茫然不知。后来胡宗铎妄兴“湘案”，遂使蒋介石讨桂有名，真是自取灭亡也。
二、蒋介石施计，李济深到汤山“休养”
一九二九年一月，南京编遣会议期间，蒋介石曾邀冯玉祥去汤山洗澡，他们洗完了澡，蒋介石说：“常说的话，平、粤、沪、汉这四个地方拿在手里，全中国都在他们手中了。”
蒋介石说这话对冯玉祥存心起挑拨作用，因为这四个地方都是由广西人统辖，冯玉祥不以为然，于是对蒋介石说：“当全国的领袖，需要肚子装得下全国的人。只要你自己时时刻刻注重得民心、得军心六个字上，何必顾虑这些呢？”蒋氏听到话不对头，他转过话来说：“没有什么。”(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一章。)
冯玉祥注意到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削除异己，局势看来不妙，遂于二月五日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住下，静看局势发展。冯氏离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他去找李宗仁，要共同对付冯玉祥。李宗仁以北伐刚完，统一伊始，建设不遑，岂能同室操戈。遂对蒋介石说：“兄弟阋墙，期期以为不可。”实际上蒋介石是对李宗仁进行试探的。他最先还是决定打桂，因为广西军人的势力从两广经武汉以迄燕蓟，兵力分散，易于各个击破。
二月十三日，胡宗铎应何键之邀，到安阳与何氏会晤，何键告胡宗铎，他截获南京装备鲁涤平的军火，事急矣，必须速谋因应之道。胡宗铎回到武汉，与夏威、陶钧会商。胡宗铎、陶钧年轻气盛，对此不细加审虑，主张先发制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故意布置的圈套，使人坠其彀中而不自觉。胡宗铎因舍不得放弃湖北地盘，更不考虑白崇禧事先提出撤出武汉、退到湖南的腹案。夏威因患扁桃腺炎，遇事不发表意见，而第四集团军政务处长潘宜之也附和胡宗铎的意见，军事解决鲁涤平的决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定论了。如果李宗仁、白崇禧有一人待在武汉，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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