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左起为彭德怀、朱德、邓小平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
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清楚)。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何云)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直到1988年，杨老(献珍)已年逾九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同住北京医院，他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笑不已，旁边的护士听了，也都觉得可笑。
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地学习了。
根据整风学习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一方面根据文件精神，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的思想检查，发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不少主观主义，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地方。当发现自己的毛病那么多，而过去却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年轻有为、党对自己还重视不够时，就感到自己对不住党而非常痛苦。可是，经过大家友好的讨论和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便认识到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乃是党性的提高，战胜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便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思想上的进步，这正是整风的要求。看来，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合格的一员(合格的共产党员)。
随着整风文件的增加(后来增加到22种)，我们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对《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学习，领导上(当时的领导叫学习委员会)要求得格外严格。大家逐字逐句地学了又学，把“十二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正因为全党都纳入了这个框框，所以才能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框框，是很难突破的，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然，在整风学习期间，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要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北方局推荐了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在太行山引起的震动更大。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过去的思想太落后了，没有和广大的工农兵站在一个立场上，因而痛责自己，以后一定要把屁股转过来，和工农坐在一条凳子上。但同时在思想深处，仍有未能解决的疑问：难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就没有文艺了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读过不少中外的文艺名著，很自然地会发生这些疑问。我们想：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那毛主席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又把鲁迅鼓吹得那么高呢？对于西方的文艺，我们更想不通。希腊的文艺算不算文艺？文艺复兴算不算文艺复兴？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一切世界文坛、艺坛上的大师、名人，难道都要被否定吗？这些疑问都曾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因为那时整风学习正紧张，我们正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疑问，这些“错误的疑问和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界还在争论这些问题，还被这些问题所苦恼呢。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青年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当时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都认为青年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青年工作应符合青年的特点，符合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有这样，青年团体(当时叫青年救国会)才能具有真正的群众性，青年人才能自觉自愿地自由参加，并成为青年团体(青救会)的主人。而不至于像国民党那样，建立许多官办的团体，结果是死气沉沉，并无群众基础。我们在整风学习中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在青年工作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错。而在这方面各地党委领导却把青年工作卡得太死了，有不少地方，干脆把青救会取消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中，我们青委的干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妇委(中共北方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她们也认为下面党委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当时中共北方局对青年工作比较重视，并不认为我们有闹独立性的问题。特别是组织部长刘锡五同志很支持我们，所以1942年5月以后就把我调到组织部去了。但北方局下属的各级党委，大多认为青委爱闹独立性，不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太行区，从区党委地委直到各县委，都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直和他的青委书记有矛盾，说青委不听他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并指责北方局青委支持太行区青委闹独立性。官司打到北方局，北方局既不支持他，也不批评他，最多不过是劝他要对青年人宽宏大量一些。因此，太行区青委书记不断换人，在我的记忆中，从刘南生、张罕涛、石民以至彭华，没有一个能和他搞好关系。但他都把责任推到青委方面，党委方面(就是他自己)则没有错。张罕涛从太行调到冀南，临走时诚恳而又严肃地向他提了意见，他也拒绝接受。不久张罕涛在冀南牺牲了，据说，李雪峰听到噩耗，也曾落泪，非常沉痛。1963年我在邯郸见了他，谈起张罕涛，他知道我和张关系好，特地对我说：张罕涛是个好同志，我不该让他离开太行。
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当然也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开明士绅和一切抗日力量)；第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建立民兵游击队和分区性以至全区性的正规军)。同时建立、建设政权和多种群众组织，从事根据地的多种建设事业。他说：这是他从华北和华中敌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必须按照这条规律办，根据地才能坚如磐石，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打不垮我们。如果我们把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都巩固了，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半个天下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听了胡服同志的讲话，用整风精神来加以思考，觉得他讲得好、正确，而北方局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战争时期，敌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整风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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