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子载淳即位柩前,尊嫡母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
在给钮祜禄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安”,亦称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因钮祜禄氏居住的钟粹宫在紫禁城的东路,民间又称慈安为东太后。
而在给叶赫那拉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禧”,亦称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因慈禧居住的储秀宫在紫禁城的西路,故民间又称慈禧为西太后。
而八大臣给新皇帝拟的年号是“祺祥”。
咸丰遗诏所安排的八位顾命大臣有两位是亲王(怡王载垣——郑王端华)、一位是额驸(景寿——咸丰的妹夫)、一位是宗室成员(肃顺——郑王端华的弟弟,时任御前大臣),至于从驾到热河的穆荫时任兵部尚书、匡源时任吏部侍郎、杜翰时任礼部侍郎、焦佑瀛时任太仆寺少卿。
在八大臣中,最有能力的是肃顺。
在太平天国起事后,肃顺不止一次毫不客气地斥责沉溺于享乐的八旗子弟“混蛋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极力建议在“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并一再向咸丰推荐曾国藩的胆识、胡林翼的才干、郭松焘的学识、左宗棠的韬略。
而清王朝之所以能在江南与太平天国抗衡靠的也就是曾、胡、左等人。
先皇帝以两宫皇太后牵制八大臣的安排已经让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琢磨出其中含而不宣的意图——两宫垂帘的味道。
最先对太后垂帘听政产生念头的就是小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
但清朝从开国以来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惯例,要改变祖制单凭她个人是不行的,首先需要说服慈安同意太后垂帘听政。
而慈安是个贤妻良母类型的人,她对处理政务无甚兴趣。
但叶赫那拉氏很清楚,要打动慈安就得拿小皇帝作说辞。
从载淳一出生,慈安就把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儿子看成命根子,惟恐有一点闪咸丰陵寝定陵失,以至自己生的儿子总把慈安当亲妈……粗通国史的慈禧想来想去只能以大臣辅政不可靠来作为突破点:想当年顺治爷安排大臣辅政,可等到康熙爷该亲政的时候,恋栈的鳌拜就是不愿交权……太后毕竟是皇帝的母亲,到时候一撤帘就全解决了……眼下比不了开国,内忧外患太多了,辅政大臣要是再闹出点事来,岂不是雪上加霜……更何况,自从逃到行宫,所有供应除了皇帝其他人一律从简……慈安虽然不说什么,心里也有点别扭——当然她最担心的还是大权旁落、小皇帝受挟制,慈禧这套说辞还真把慈安给说服了。
而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在揣摩垂帘听政的可行性,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已经窥测到慈禧有垂帘之意,便嘱托关系密切的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听政的事例,编辑《临朝备考录》一书准备呈上,为太后垂帘听政造舆论、做准备。
还有比周祖培等人行动更快的,此人就是御史董元醇,他利用御史有上书言事的权力,直接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明确提出“现值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臣以为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变更清朝祖制以及咸丰遗诏的奏请:“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襄赞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
所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显然是指在咸丰遗诏中有意排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六爷恭亲王的奕以及七爷醇亲王奕。
董元醇的奏请已经发出推翻咸丰遗诏的信号,但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手中的法宝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以及清朝几百年的祖制。
孰不知,当咸丰在联军的逼迫下匆忙出逃的时候、当皇家园林被洋人付之一炬的时候,大清皇帝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而当继南京条约之后又被迫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人们所奉若神明的祖制也已经被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朝廷官员最看重的是权变……慈禧虽然对垂帘听政孜孜以求,但她深知“欲速则不达”,在她的建议下董元醇的奏折给“留中”了。
然而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却不依不饶,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
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
鉴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
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
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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