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于是提出采取三个主要步骤，这些步骤不至于刺激保守派的议员们，也是对中国试探性的举措。第一，允许美国游客采购价值100美元的由中国制造的非商业物品；第二，取消对中国旅游的禁令；第三，允许向中国运送粮食。尼克松批准了头两项，但由于保守派议员的反对，没有批准第三项建议。
正当美国要宣布这些步骤时，1969年7月16日，有两个美国公民的船在香港附近翻船，他们漂流到中国领海，被中国边防军抓住。基辛格就建议等几天，看中国的反应，结果中方没有任何反应。到了7月21日，美国就宣布了上述两条举措，而且不要求中方做出任何互惠的表示和行动。中国方面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而在7月24日释放了被抓的那两个美国游客。这样双方有了第一次善意的交流，但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
在这之后，尼克松做了一次环球旅行，每到一个国家，他都对当地国家首脑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制的主张，对苏联提出美苏独霸世界的问题也不予考虑。他最明显希望转达给北京的信息是他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谈话。1969年8月1日，尼克松告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他个人的观点，虽然不能完全被美国政府的其他人所接受，这就是在亚洲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被孤立的话，亚洲不可能取得进展，美国绝不会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计划。尼克松并且表示，希望叶海亚？汗总统能把他的这些想法转达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又过了两天，在8月2日和3日，尼克松在布加勒斯特又向齐奥塞斯库总统重复了上述观点。尼克松开始以为中国更希望由罗马尼亚转达他的口信，因为罗马尼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过些时候他才了解到，中国宁愿让巴基斯坦作为传达的桥梁。他和基辛格以后还认识到罗马尼亚的通道可能是危险的，因为罗马尼亚很可能有一些亲苏的官员。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些行动并没有经过国会对华政策的讨论，而是临时的决定，别人基本上不知道。除了尼克松的公开声明，其他内容都是保密的。当然这也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的摩擦，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坚持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有争议的中国问题拿到国会里公开辩论，他们就不会成功打破美中关系的僵局。
中国没有立刻对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作出反应，基辛格就想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撤走在台湾海峡永久驻扎的美国军舰，代之以美国军舰的定期巡视，并再一次要求巴基斯坦方面转达美方的意见。基辛格还考虑利用在华沙进行的美中大使级谈判，虽然谈判已经中断一段时间了。9月9日，基辛格指示回华盛顿休假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Stoessel)在华沙的社交活动中找到中国大使，转达美国准备和中国进行严肃会谈的信息。
1969年10月3日，斯托塞尔大使在华沙文化宫的一次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看见中国的临时代办雷阳，斯托塞尔大使试图走向雷阳并且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但雷阳马上就避到楼下去了。斯托塞尔大使终于把躲到男厕所里的雷阳的波兰语翻译找到，转达了这个信息。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转达的信息确实来自美国政府而不是他个人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就在一次例行的会议上宣布斯托塞尔和雷阳已经进行过交谈。周总理事后曾和基辛格开玩笑说：“斯托塞尔几乎让雷阳犯心脏病。”因为雷阳没有得到任何指示处理和美方接触的局面，所以他想法逃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就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中国和美国可能要开始大使级会谈了，而且已经开始在高层秘密接触。我和其他几个人已被指派参加这项工作，我的其他所有工作都要服从这个工作。他还要我马上开始看一些必要的文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我早有预感。中美两国好多年前就已开始大使级谈判，这两个世界上的大国迟早要建交的。
从那时起，我的工作性质就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以前，我的所有工作都是技术性的，虽然也有很强的政策性，但那是保证我的技术工作的，也就是不出差错地为国家领导人口译。政策性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比较难，因为我可能今天为总理和非洲国家首脑做口译，明天为总理和欧洲国家大使做口译，第三天又为总理出访亚洲国家做口译。而现在，罗贵波副部长告诉我，我还是周总理的主要口译人员，但工作重点改为中美关系。我口译中的政策性更强了，工作任务也更重了，我可能突然被召去日夜工作，但不许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妻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有我从朝鲜时期就并肩战斗的好朋友三剑客之一的过家鼎，还有毛主席的侄孙女王海容以及唐闻生和其他一些人，我们都在曾做过周总理第三任口译的章文晋大使的领导下工作过。
章文晋大使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资深外交家，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修养很深，英文也很好。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道德水平很高，很有同情心，他和他的夫人张颖都为周总理工作了好几十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对章文晋大使夫妇有很高的评价，但周恩来夫妇一贯的作风是对他们最信任和喜欢的人要求最严格。章文晋在解放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后又担当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工作，包括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他自己非常细致，在工作中善于抓住问题的主要环节。他也跟周总理一样对下属要求非常严格，但又对他们表示出强烈的关怀和同情心，而对不公正的现象则表现出极度的愤慨。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会尽力去纠正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我个人得到了他许多帮助，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好的英文打字员、速记员，变成一个驻外大使，当然首先要感谢周总理的谆谆教导，但是如果不是章文晋经常在我身旁助我一臂之力以及其他老干部帮助的话，我恐怕早就跌倒了。基辛格对章文晋大使非常尊重，认为章文晋是中国最好的大使之一。
1969年12月11日，斯托塞尔受邀来到中国大使馆，以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都是在一个第三国提供的场所。这是建国后受邀请到中国大使馆的第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这次会见时，斯托塞尔就提出正式恢复华沙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美方是接到华盛顿国务院指示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非常吃惊，总统和安全助理那么积极主动地寻求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他们唯恐这样做会威胁到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认为只有美苏关系才是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关键问题。美国亲苏派的头头，就是原美国驻苏联大使勒外林？汤普森，是国务院首席苏联事务专家，他甚至提出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把美中接触的所有过程都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通报。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Rogers)虽然声称自己不同意汤普森大使的观点，但敦促美国总统好好考虑这一提议。这些意见却都被尼克松和基辛格否决了。
同时，国务院根据一贯规定，向美驻海外重要的大使馆以及同美国友好的国家政府通报斯托塞尔和雷阳的会见情况。这个做法很让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忧，尼克松因而叹气说这样做会使美中关系胎死腹中。由于他们的关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控制就逐渐转到白宫。
1969年12月19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解除到中国的美国游客只许买100美元物品的禁令，还允许美国在海外的分公司同中国做买卖。几乎在同时，罗马尼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GheorgheMacovesco和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阿哈？里拉利(AghaHilaly)告诉基辛格，美国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信息已经转达给中国。罗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说中国方面很有礼貌地听了他讲的情况，并告诉他说中国对同西方建立正常关系很感兴趣，但除此之外没有具体的行动措施可以转达给美国。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大使则转达给美方更多的口信，包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带给美方的中国人愿意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华沙会谈的信息。
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后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5次会议在华沙恢复。在这次会议上，美方第一次正式宣布，美国正考虑向北京派一个正式代表，以便直接正式讨论，或者接受中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雷阳就念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说：“我们愿意考虑并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设想和建议，因而真正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从根本上改进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些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级一级进行，可以在更高一级进行，或者由双方接受的其他渠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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