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多数大使和代办们都是“保皇派”，而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并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总统苏加诺被罢黜，一个军事集团统治了国家，几万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被逮捕和杀头。代办姚登山受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鼓舞，决定造印度尼西亚新政权的反。结果他被拘留，然后被驱逐出境。从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中断了20多年。
姚登山作为英雄回到中国，同时受到毛主席和江青的接见。淹没在巨大荣誉中的姚登山站在毛主席和江青中间挽着他俩的胳膊照了一张相，相片第二天在报纸的头版登出来。回到外交部后，联络站人员热烈欢迎他，选他做头领。在姚登山的领导下，联络站更加肆无忌惮，企图全面接管外交部大权。
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所谓的“保皇派”也聚集力量，于1967年春成立了自己的两个革命组织——造反总部和攀险峰。我参加了攀险峰。一些联络站成员脱离了自己的组织，也参加了攀险峰。
在一次我给总理做翻译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参加了攀险峰。总理表示同意，并说毛主席自己说过在一个单位有两派是好事。
在外交部，联络站和两个新成立的组织间很快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91位大使和其他高级官员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颂扬陈毅元帅，批评联络站。那以后更多人参加了新组织，使联络站进一步陷入被动。
但是，1967年8月7日，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刚从武汉军区短暂的拘留中解脱，作为英雄回北京后，接见了联络站的领导成员，责骂他们对外交部的走资派和“保皇派”太软。他还煽动说只有手中有了权，他们才能享受荣华富贵。这等于给这些造反派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立刻阴谋全面接管外交部。但同时，他们对和王力的会见保持绝密，不透露半点儿风声。
1967年的夏天异常闷热。我父亲开始患感冒，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在往常，我本可以马上送他去医院。但在那时，这几乎不可能。在这个“革命年代”，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我由于已被打倒也不能从外交部要车。但真正使我不能送父亲去医院的原因，是那时所有医院都被红卫兵接管了。红卫兵把水平高的医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赶去扫厕所，一些二把刀在看病。翻译处俄文组的一名年轻翻译有一次对翻译处的同事们吹牛，说打倒了那些不可救药的走资派医生后，红卫兵成了医生，他自己都有权给一个重病患者动手术。他说给病人开刀并不像那些走资派们说的那样复杂，任何有革命热情的人都能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这使我们都觉得，父亲还是留在家里恢复健康的机会更大。我的三嫂是个护士，她给我父亲注射了几针抗生素。但我父亲病情恶化，终于在1967年8月17日去世了。
我长大成人后很少哭，但这次我痛哭了一场。我父亲过去是，现在也一直是我的偶像。尽管他胆子小，但终其一生都很正直。他对所有生命的怜惜，对祖国和人民不变的爱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信念都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些也是我恪守的信条。他有过荣华富贵的时候，但在北京的家中去世时很清贫，只有妻子和两个儿子守在身边。
外交部的局势急剧恶化，王力对联络站的煽动传到了每个人耳中。姚登山违背总理关于外交部不能夺权的明确指示，在联络站几个最激进分子的协助下，搞垮了整个外交部的领导层并掌管了大权。
攀险峰和造反总部两个新组织被解散。我被解除一切职务，这也意味着不允许我再为总理或其他人当翻译。我要写检查，还要准备进一步挨斗。
但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火化父亲的尸体。要想火化尸体必须从死者家属的单位开死亡证明。住在父亲家的三哥朝辅被他的工作单位西安电影制片厂打成反革命，正在北京藏身，帮不了什么忙。外交部极为混乱，没人负责，姚登山领导的激进派掌管了一切。我必须尽快行动，因为天气很热。这时向同帮了忙，她向她的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红十字会的两派都拥护周总理，他们知道我是周总理的翻译，就开了我父亲的死亡证明。
火化了父亲的尸体，带回骨灰后，我又回到外交部准备更糟的事发生。但造反派们没空儿理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保皇派”，他们策划着更大的行动。
来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极“左”分子，主要是六一六兵团和红旗造反团的年轻人，决定冲击外交部，以支持外交部的过激分子，并帮他们把所有“保皇派”清除出外交部。很快几百名年轻人叫喊着聚集在外交部大门外要求进来，情况非常危急。我们这些还有头脑的人知道，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些极“左”分子冲进外交部。在所有国家，外交部还有其他几个部如国防部，掌握着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机密，这是个常识。如果这些狂暴的年轻人冲进了外交部，就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自动和几百名外交部官员一起用身体阻挡极“左”学生们进入外交部大院。但学生们人数众多，也更身强力壮。很快他们就用力冲开大门，逼得我们不断后退，然后他们突然全力冲破了我们的防线，冲进外交部。姚登山一伙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他本人进驻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
巨大的恐惧和担忧笼罩了我们。我们害怕无法弥补的损失很快降临我们的国家，也防备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些“保皇派”身上最坏的事。但姚登山一伙忙着更大的阴谋，暂时没空儿对付我们。
一系列极“左”行动开始了，首先就是抓住和批斗陈毅元帅本人。极“左”分子们试图冲击人民大会堂，总理站出来了，义正词严地宣布，如果他们胆敢冲击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元帅，他们只能从他身上跨过去。总理的话使极“左”分子们犹豫了一下，他们于是和总理商量。总理同意他们召开一个批判会，总理将和陈毅元帅一起出席这个会。
会召开了，总理耐心地坐在那儿听了几小时。当他刚起身去卫生间时，几个极“左”分子一下冲上讲坛企图把陈毅元帅拖下来。陈毅元帅的卫士宫恒征同志手疾眼快，迅速把陈毅元帅拉下台，护送他钻进汽车走了。
揪斗陈毅元帅的阴谋破产，但姚登山一伙仍牢牢控制着外交部，策划冲击外国使馆，支持南方的极“左”分子直接进攻香港。
他们先后冲击了苏联、印度和缅甸使馆，行为极端恶劣。他们先朝苏联大使馆大喊大叫，肆意辱骂，然后把苏联使馆所在街的街牌改成反修路。又沿着原东交民巷游行示威，把街名改为反帝路。他们认为印度是帝国主义者的马屁虫，就砸烂了印度使馆的玻璃。这些行为完全破坏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外交使团应该享有的外交豁免权。但姚登山一伙的行为继续升级，甚至波及国外。
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我国驻各国外交使团的极“左”分子们也加紧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狂暴行动，这些行动都严重违反了外交准则。在伦敦，激进的中国外交官员冲上街头，高喊“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和警察扭打起来。在仰光，中国外交官挑起了和缅甸警察的流血冲突，中国人员在仰光的伤亡报告在国内引起极大义愤，姚登山一伙计划冲击在北京的缅甸大使馆。
他们的行为引起外交部很多头脑清醒的同志们的警觉，和许多“保皇派”一道，我们试图扭转这种暴力行为。但我们找不到领导人来支持我们，那时外交部部长和副部长们全都被赶下台，唯一负责的人就是姚登山。
我们一群人进了姚登山的办公室，呼吁理智和克制，争辩说尽管缅甸警察违反了有关外交豁免权的规定，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外交准则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一切行动，但报复行动不应包括也去破坏缅甸外交官在中国的外交豁免权。
姚登山根本不理我们，继续指挥冲击缅甸使馆。我们很绝望，但仍继续呼吁克制。姚登山表现得好像办公室根本没有我们这几个人，继续向不断进来接受命令的造反派发布指示。造反派已经在缅甸使馆大肆打砸，并开始抢劫。听到报告抢劫开始时，姚登山突然变得很严厉，严肃地宣称：“注意！我不能容忍抢劫！砸烂那个地方，但不许抢劫或偷窃！”我们看到再和这个人争辩下去没有用，就离开了，为砸烂一个外国使馆的严重后果而深深担忧，而这种荒唐的命令竟然是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人直接发出的。
他们下一步是冲击英国代办处，同时向香港的英国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英国于48小时内把香港归还中国，否则中国将武力收回。呼应内地的形势，香港当地的激进分子已经大举上街，要求英国把香港立即归还中国，大陆的激进分子也紧锣密鼓地做准备，以解放香港。在北京，姚登山一伙人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一起，密谋火烧英国代办处。
事件发生于1967年8月22日下午，那一天我没什么事做，造反派也没工夫管我，我就早早回家了。我回到离使馆区不远的家不久后，突然听到街上一阵骚动。我出了家门，看见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朝英国代办处所在的方向冲过去。我也走过去瞧，只听见叫喊声和欢呼声，英国代办处火光熊熊，黑烟滚滚。几辆救火车很快赶到，但都被红卫兵挡在外面，无法进去救火。红卫兵有的还把装着汽油的玻璃瓶扔进代办处，让大火继续燃烧，有的手拉手唱着毛主席的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我站在那儿惊呆了。
向同那天骑车回家，突然听到救火车警笛大作朝我们家所在的地区驶去。她很吃惊，害怕造反派放火烧我们的房子，赶快使尽全身力气蹬车赶回家来。看到我们的楼没有起火，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我们俩都对火烧英国代办处十分震惊，不知道接着还会发生什么事。
总理震怒了。毛主席也明确宣布：“这起纵火事件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惩。”
这样，由于毛主席的一句话，外交部的政治局势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姚登山领导的激进派一夜之间由“真正革命派”变为“反革命分子”。而我们这些“保守派”和“保皇派”，由于反对火烧英国代办处和其他违反外交准则的行为，一夜之间变成了“真正革命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