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
中国是“卫星国”吗？
一九五○年十一月，当中国代表伍修权率团走进联合国会场时，苏联代表团团长的即兴讲话，使不了解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隔阂与矛盾内幕的人，对中、苏在朝鲜战争的一致立场和密切关系，更加深信不疑：
我们进入会议厅时，会议已在进行，正在发言的是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他一见我们来到，立即中断了自己的演说，临时插进了一段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话。他说：“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他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动获得成功。”我到纽约后同他互相拜会时，他也曾向我表示，苏联在联合国内很少得到支持，常常感到孤立，很希望能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联合国内同他们并肩作战。
(《伍修权回忆录》，一九三页)
然而，此时，仍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脑坚持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中国也不是苏联的“卫星国”，他就是此后不久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艾德礼。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九五○年十二月五日他与艾德礼会谈时，谈到了中国的话题：
艾德礼接着提出了英国政府的看法。他的意见是，中国共产党潜在的“铁托主义”已经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不认为中国是完全控制在俄国人手里，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远东是天然的敌人。
“我想，”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设法使中国人不要认为只有俄国才是他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人能和俄国人散伙。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远东和俄国抗衡。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见解，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苏联的卫星国，我们就上了俄国人的当了。”
(《杜鲁门回忆录》，四七一页)
杜鲁门的意见却相反。他明确对艾德礼说，“依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俄国的卫星”。半年后的《时代》，相继发表多篇报道，印证着杜鲁门的看法。
苏联专家风光无限
自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已无记者留在大陆。西方很难再能直接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时代》曾写道：“像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样，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也努力将他们封闭起来，离开非共产党世界的目光。一周又一周，新闻从红色中国流传出来——从每天来到香港的一千五百名中国人、从离开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从共产党的报纸和电台。”于是，“为了收集、比较、报道这些新闻，《时代》派罗伯特·内维尔(RobertNeville)任驻香港记者。”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时代》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红色中国内部》，其主要内容即是内维尔根据不同来源所做的综述。该报道正面叙述了红色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上周，红色中国的报纸连续报道工业生产的增长，譬如，一九五○年铜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在满州，日用品供给已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同样，不同产品的统计均有增长，不过没有产量的基本数字。
两大成功。宣传性暂且不说，在统治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的经济成就何在？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制止了通货膨胀，至少暂时做到了。靠课重税和征收资本家财产，中共实现了预算平衡。几个星期以来，人民票，即人民银行票，与港币的兑换，少有地保持在三千八百八十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不过，大约在一个月前，黑市的兑换涨至四千六百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这一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增长，乃是因为朝鲜战争的支出，以及美国禁止向中国海运战略物资所致。
另一红色成功，是使中国火车准点，这如同二十年代墨索里尼时期一样令人惊叹。上海至广州、汉口至广州的旅客还谈到，卧铺车厢整洁、餐车价廉物美，餐车里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共产党修复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间破坏的铁路，与此同时，还正在修建成渝铁路，完成这一长期的铁路建设。
俄国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领满州期间，曾从中国运走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业设备——轧钢机、炼钢炉(床式反射炉)等炼油厂炼钢厂的设备。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国人开始重新安装机器。大约同一时间，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产目标，这可能使满洲的产量，达到日本占领时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在中国新的场景里，格外让《时代》感兴趣的是随处可见的苏联专家：
在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成效尚不明显。政府的财经委员会负责实施计划经济，引进苏联专家来帮助红色中国提高生产能力。在红色力量占领后不久，上海虹桥很快就有了一大片苏联人的聚居区——起初，俄国人只在自己的区域活动，现在，他们已分布到南京路等地段，做着以往外国大班们做过的事情——购物，购物，购物。在中国，俄国专家平均每月工资为七百五十美元，这些新富翁同志，不停地买手表、钻石、皮衣、毛衣、玉器、电冰箱。俄国顾客特别青睐美国产品。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六月，《时代》再发表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内维尔的一篇电讯，以更大的篇幅叙述自中国大陆旅行后抵港人士的见闻，侧重来表明苏联专家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重要地位：
真诚合作。“旅行者报告说，在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俄国人。他们人数众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只呆在屋子里不让人看到。如今，远至南方的昆明和广州，随处可见俄国人的聚居区。在中国各地的火车上，都是俄国人占据头等车厢，俄国食品开始出现，俄国劣质汽油，往南远运到上海，在那里，卖到一加仑四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城市里只剩下大约五百辆私人轿车的一个原因)。”
“成群结队遍布全国的俄国专家，形成了新的特权大班，俄国政治活动家也在北京颇为活跃，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扮演着迎合苏联大使馆的角色，而俄国大使明显是在中国的苏联最高官员，其地位无疑高过其他人，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政治代表’式的影子人物，他出席中国政治局的所有会议。从以上迹象看，俄国人即便没有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他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是在一九五○年一月正式宣布(应是二月——译注)，当时，党的领导人毛和总理周，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两个国家承诺以‘真诚合作的精神……参与所有国际行动，旨在维护和平，就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商量。’”
“那些在北京的高层人物，从来不会认为他们不是莫斯科严格的党组织的顺从者。他们所能掌握的手段仅仅是苏联的手段，政治局里每个人都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传统。于是，指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反俄的并发挥作用的圈子，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如在俄罗斯一样，红色中国也是一个遍布军人、警察、监狱和集中营的国度。”(《时代》，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时代》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无限风光，可看作是对中国是苏联“卫星国”的一种诠释。
抗美援朝——至关重要的东北
随着朝鲜战争进入前线僵持与停战谈判的交错阶段，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时代》报道中出现了。东北与朝鲜前线的重要地理位置，高岗在东北的显赫地位，斯大林对之青睐的特殊性……诸多因素都使得《时代》不能忽略他。
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时代》的一篇报道，题为《长城之北》，配合报道，还发表了高岗的一幅标准照。报道这样写到高岗及东北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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