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先生招待所”
新绿初吐，雪窦山充满了春天的清新芳郁。寂静的山谷中，一切都显得十分清澈、明净，天空一片淡蓝，新草迎风摇舞，去年褐色的旧叶还残存于灌木丛中，而山脚下已见得到星星点点开放出的淡黄色的小花。
春天的到来使张学良的心境略略有了些好转。脱掉笨重的棉袄，换上夹衫，他的精神也仿佛有所振奋。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那几日，张学良似有些心神不定，有时久久地盯着报纸出神。过了没几天，消息传来：会议通过了有利于抗日的宣言。
“蒋介石毕竟没有食言啊！”张学良心潮翻滚，禁不住大声自语道。如果南京政府真能奉行这次大会提出的方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允许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那么“兵谏”的目的便得以达到，捅天一个窟窿还真捅出了一片阳光！
“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张学良想到了写给杨虎城信中的一句话。是啊，只要内战能够停止，抗日能够实现，那我张学良受些委屈、甚至搭上性命，又算得了什么！
一股豪气从心底升腾而起，他的双眼变得晶光闪闪。
2月20日，张学良得到通知：在头一天的会议上，蒋介石作过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后，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
在1936年12月31日国民党高级军事法庭上，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五年。后来蒋介石给予特赦，免于十年有期徒刑，但公民权仍遭剥夺。没有了公民权，自然也就失去了选举和被选举权，失去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对一个投身于政治的人来说，这等于宣告了政治生涯的终结。
政治就像变戏法一般，不到五十天，张学良的公民权又飘然回归。从形式上来讲，他又可以回返到政治风云之中。
对此，张学良既想笑，又想哭。笑南京政府的花样把戏太拙劣，太无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哭自己奋争数年，威风八面，最后却落得任人宰割、随意支配的境地。
如同张学良所料，“自由”之风并没有吹拂到春意盎然的雪窦山中，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的枷锁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轻轻撩开厚厚的窗帘，便可看到门口的便衣特务正来回巡行，明知这里地远人稀，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远处的山脚下，置于外围的便衣亦在尽职尽责地执勤，不时还向雪窦寺这边张望。
“也真是难为他们了。”张学良脸上现出一丝冷笑，心中暗道。“老蒋是畏我这只虎，怕我重返山林，再度长啸啊！”
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张学良刚转过头，便见负责看守的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跨进屋来。
“早上好，副座。”刘乙光毕恭毕敬地问候道。
张学良鼻孔里嗯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副座上午是不是要出去，请问？”刘乙光仍是一副谦恭的姿态。
张学良没有回答，一言不发地望着眼前这个军统局的中校特务队长。他比张学良略大几岁，个头不高，显得有些敦实，但为人却精明得很，善于迎合上司意图。他办事一板一眼，滴水不漏，也称得上尽心尽职。张学良知道，刘乙光是深得“戴老板”赏识的人，不然，绝不会把看守一个“党国重犯”的任务交给他来执行。
在少帅不动声色的注视下，刘乙光变得有些不自在起来。自从张学良到达南京后，刘乙光便同张学良打上了交道。论起来，张学良是他手中的“犯人”。可是，张学良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既与蒋介石“情同父子”，又是党国的显赫要员，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军界，都有大量的朋友、至交，这样的人，虽然遭到罢黜囚禁，仍是“虎倒雄威在”，让人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也略知一些。“张学良”这三个字，对他来说是如雷贯耳，他万万没有想到过，这位东北军的统帅居然会成为他所管束的“重犯”。国民政府关于对张学良的处置决议中“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最后会落实到他头上。
这个任务太重大、太艰巨，也太令他振奋了。戴笠把这种任务交给他，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出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后来的日子里，张学良在他眼里变成了一座十分灿烂的“桥”，他将由此而走向仕途的辉煌未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乙光每一见到张学良，心里便涌上一阵激动。这么一位大人物现在就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使他深深体会到“权力”的重量。他将会十分谨慎而又巧妙地使用这种权力，使这个大人物真正成为一座“桥”，托载着他走向梦寐以求的彼岸。
还在南京，戴笠便一再交代，张学良是党国的“重犯”，但又绝不同于一般的囚徒，相反，对他必须待之以礼，小心照料。“最关键的是两点，这也是派你去的目的，”戴笠告诉刘乙光，“一是注意他的安全，既不能让他自杀，又要防止来自外界的任何威胁；第二是要留意他的一言一行，要做到有言必记，有行必书，直接向我报告。这一点，委座是再三有所交代的。”
“是，局长！”
“在有关张学良的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直线领导。你向我负责，我向委座负责。”
“明白了，局长！”刘乙光身体站得笔直，响亮地回答。旋即，他又小心翼翼地问：“局长，张学良交际很广，恐怕少不了有人看望他。对这些人我们怎么应付？”
戴笠默思了一阵，说道：“不管怎么说，张学良现在是在管束期间，他的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至于看望他的人，必须先报军统局我这里批准，否则一律不准会见。有的人，恐怕还得先报委座批准才行呢。”
“明白了，局长。”
“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张学良，一定不能出了意外。你们布置好以后，我会亲自去检查的。还有嘛，”戴笠缓缓在屋里踱步，用手摸着黝黑脸上刮得青乎乎的腮帮。“说起来，张学良也算得是我的上司。有些事情，你们不要太难为他。”说完，戴笠抬眼定定地望着刘乙光。
“我一定记住局长的指示。”刘乙光很沉稳地回答，并点了点头。作为军统局的特务队长，他对戴笠的背景和人事关系大都有所了解。论起来，戴笠也算得是张学良的一个朋友。他出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老乡，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蒋介石组织“四维学会”时，张学良是副会长，戴笠只是一般成员，所以算得上是戴笠的上司。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两人经常来往，渐渐也就有了些情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戴笠身为军统局长，事前却无一点情报，自知难逃惩罚，所以硬着头皮去了西安，被蒋介石痛骂了一顿。他随身携带的小手枪在被十七路军收缴之后，唯恐自己活着出不了西安，见着张学良便下跪，要张副司令保他一条命。张学良见状哈哈大笑，当即解下自己镶有珍珠的手枪送给戴笠，令戴笠感激不已。现在情势反过来了，张学良成了他的掌心之物，出于对蒋介石死心塌地的忠诚，他当然要执行“老头子”的指令，将张学良囚禁得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近身；但出于私人感情，他似乎还不打算过度难为这位前任上司。更何况，蒋介石表面上也对张学良没有太激烈的言语。刘乙光是个精明人，对这些情况了然于心，即使戴笠不提，他也知道自己对张学良不能做得过分。
“好了，就这些。人员问题嘛，先给你三十个人，就在你特务队里挑。另外，再给你个宪兵连，负责外围。”戴笠扬了扬手，做了个让他告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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