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员、党权与党争》，作者：王奇生，出版：华文出版社
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一个革命政党在其政治成长历程中，大凡要经历两大难关：一是当创党的魅力领袖去世以后，最高权力的继替问题；二是当革命成功以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之调适问题。前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裂变；后者有可能导致党的蜕变。国民党显然未能顺利通过这两大关口。
国民党清党与其建国统一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对付共产党，后者是对付北洋军阀。1927—1928年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固然是一场劫难。对国民党自身而言，清党不仅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加之这个时期，蒋介石以军事领袖行使独裁，重军轻党，更使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重建工作处于放任、停滞甚至退化状态。
另一方面，蒋介石清共反俄，被视为违背总理遗教。全党意识形态因此陷入混乱。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不清。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线，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带急进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被当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对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加以有效防范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迅速演变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清党对国民党自身所产生的负作用之大，对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困扰时间之长，在国民党党史上堪称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清党对中共的沉重打击，其实清党带给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等量沉重。张国焘回忆“四一二政变”前后的国共历史时，曾深有感触地说：“‘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长远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张国焘此言主要就“四一二政变”所激起的中共对国民党的仇恨而论，事实证明可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张国焘这一段话的历史含义。可以说，清党对国民党自身也是一场灾难和浩劫。
谁是“共党”？
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目标明确外，最大的难点，竟是难以分辨谁是“共党”。据张国焘回忆，陈立夫曾在抗战时期的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情形时谈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时，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这一如同儿戏的做法，令人难以置信。1994年陈立夫回忆录出版后，发现张国焘的忆述，竟在陈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陈回忆清党情形称：“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
除以打斗分鸿沟之外，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过国民党组织力量进行政治清算，而是以军警力量直接进行暴力镇压。一场声势凶猛的清党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扩大化。除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较急进的国民党员和平民群众势必受到牵连。广州清党时，军警将凡是穿西装、中山装和学生服的，以及头发向后梳的，统统当作共产党予以逮捕。上海清党时，清党委员会由陈群、杨虎二人负责，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亦无权过问，以至陈群将市党部的一名国民党“忠贞党员”张君毅捕去杀害，市党部虽一再向警备司令部交涉亦无效。吴开先(其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组织部秘书，后成为CC系的一员干将)曾亲历上海清党时的纷乱情形。他事后向陈立夫言及“无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陈立夫晚年亦承认，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在这场以清党为名的白色恐怖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杀，很难有精确统计。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统计数字：
(1)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党”名义下被杀害的有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
(2)当时全国各地慈善救济机关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间，全国各省被国民党逮捕和杀害的人数总计81055人，其中被杀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见附表)。
(3)《大公报》比较笼统的说法，到1930年，已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杀害。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这场清洗运动中，被捕被杀的非共产党员人数远超过中共党员人数。内中国民党青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前章所述，国共合作时期因中共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大批国民党中下层党员受其影响而思想左倾。清党时由于难辨国共，势必殃及国民党人自身。如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丧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国民党中下层党员人人自危的心态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阴云同样弥漫于国民党人的头顶。言行稍有不慎，“红帽子”即可能临头。诬人为共，是当时最易置人于死地的“高招”。往日与人有隙者，诬人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与人有利害冲突者，诬人为共可以除对手；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诬告对方为共。1928年4月10－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连载一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的读者来信，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地方党员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谄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清党运动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刃”。它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国民党自残不浅。除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以至脱党。如1928年江苏省党部举办国民党员总登记时，“党员对党灰心，不来登记者占十之三四；存观望登记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传不登记者十之二三。”这种情形不独江苏一省为然。广州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不及全市原有党员的10%；广东全省申请登记者亦不过原有党员总数的35%。在汉口，清党前有党员3万多人，登记时仅5000人。在长沙，清党前号称有党员19万之多(此一数字可能有水分)，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这1500多名“合格党员”中，“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前，全国国民党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据1929年10月统计，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减少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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