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前苏调停国共内战引毛泽东不满
1949年12月16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当天下午，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根据翻译师哲回忆，当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却说了一句颇为出人意料的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这句话似乎预示了这次毛泽东访苏之行的一波三折，也预示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的分分合合。毛泽东说这句话，似乎不符合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身份，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第一次面见斯大林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呢？他的“委屈”究竟从何而来呢？在本文中，作者依据苏联解密档案，对毛泽东“委屈”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和阐述，以廓清这一历史问题的真相。
一、毛泽东的“委屈”并非来自“左”倾中央的排挤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打击排挤”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博古等人为首的教条主义“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排挤打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才重新进入领导层，经过延安整风排除教条主义影响后，最终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青年留苏学生的确排挤打击了毛泽东，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并未打击毛泽东。恰恰相反，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对毛泽东及其所探索的中国化革命道路相当重视和推崇。例如，1930年4月15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就详细介绍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的建制、政治教育、官兵关系等情况；【“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9页。】同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都要学习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尤其是在各级建立党支部的制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37-247页。】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苏联《真理报》及其他媒体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至1936年间，《真理报》各种文章提及毛泽东达60次之多，而且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1934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苏区早已被排挤的时候，苏联国内将毛泽东若干文章汇编出版，书名为《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装订印刷颇为精美。这是毛泽东的著作首次面世，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的重视。【“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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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苏联和共产国际还在毛泽东遭受“左”倾中央排挤打击的时候，尽量保护毛泽东，保留他在党内的部分领导职位。1932年，中共中央开始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共产国际对此并不反对，但对毛泽东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认同毛泽东的错误，但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做法，因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对毛泽东“只能采取和善的说服方式”。【“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8页。】1934年3月27日，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将毛泽东送到莫斯科养病，以此达到彻底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共领导层的目的。【“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01页。】对此，共产国际坚决反对，认为毛泽东不宜去莫斯科治病，应该留在中央苏区治疗，只有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医治而有病死危险时，才能去莫斯科治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04页。】共产国际的反对使毛泽东能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并发挥作用。在共产国际的保护和支持下，毛泽东尽管被排挤，但仍保留了一些重要的职务，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圈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毛泽东赫然列在第10位，排在王明和张国焘之前。【“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86页。】此后，“左”倾中央曾多次想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均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正是因为有政治局委员这一身份，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遵义会议，向“左”倾中央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
更为重要的是，就在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意图和毛泽东争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则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和王稼祥，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随后，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传达，毛泽东获得全党的一致支持，面对这种情况，王明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519页。】如果共产国际不是支持毛泽东而是支持王明，那么中国的革命将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和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和帮助，他在此后多次讲话中都对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在30年代遭到教条主义“左”倾中央的排挤，但并未由此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耿耿于怀，那么他见到斯大林时所表达的“委屈”又是从何而来呢？
毛泽东“委屈”的真正来源是1945至1949年间中共和苏联交往中受到的多次不平等待遇，主要包括1945年重庆谈判的退让、1948年毛泽东访苏计划的流产和1949年初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意图。这些不平等待遇并非完全指向毛泽东本人，而是苏联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利益的行为，这使毛泽东心潮难平，因而在面见斯大林时要直抒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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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委屈”始发于重庆谈判中苏联的冷漠态度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美苏经过协商，都基本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东欧，外蒙也随后宣布独立，苏联的战略安全和国家利益得到保障。美苏两国都希望保持这种态势，尽力维持势力范围内的稳定，坚决反对对方侵犯自己的势力范围，避免在势力范围以外地区因为任何争端而引发的对抗乃至战争。在中国，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苏联支持共产党，似乎是很明确的。实际则不然，在这一时期的诸多重大问题上，苏联或者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退让，或者不表态。而苏联即使是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就是不支持中共。在解放战争多次重大关头，中共都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均事与愿违。苏联的冷漠态度、不支持中国革命的立场乃至牺牲中国革命事业来确保苏联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引发毛泽东不满和“委屈”的真正原因。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中国未来的走向扑朔迷离，其关键就是国共两党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赴重庆参加和谈的邀请。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发动内战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迫于美国的压力，因为美苏两国此时都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正在中共党内对此进行商议的时候，斯大林在8月14、20和23日向中共中央连发三封电报，要求中共参加和谈，而且保证毛泽东谈判期间的安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8页、第345-346页。】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参加谈判。
谈判期间，国共两党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僵持不下，毛泽东非常希望了解苏联对此的态度，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均大失所望。他曾两次亲赴苏联大使馆征求意见，苏方均态度冷漠。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终于见到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会谈中，毛泽东通报了谈判的情况，指出国民党对组建联合政府毫无积极行动，只是一味要求中共让步。毛泽东强调，中共不可能将用血汗换来的成果拱手让与他人，希望能够保留对陕甘宁特区、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和热河的控制权，为此可以让出华南和华东的解放区；中共希望能够保留48个师共60万军队，而国民党要求中共军队减少到12个师，中共最大让步是保留25个师。毛泽东也非常希望能够了解苏联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意见和态度，比如，一旦爆发内战，美国的反应会怎样，是保持中立还是积极援助国民党？如果美国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苏联将采取何种立场？苏联大使对此一概不做回答，只是多次重复外交辞令：苏联希望看到中国政治统一，希望谈判能够继续下去，两党应该相互让步来达成一致。【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第6页、第7页。】这种毫无意义的搪塞之词令毛泽东大失所望。
10月5日，周恩来和王若飞赴苏联大使馆与彼得罗夫商谈，指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支持，希望苏联能够表态支持中共，苏联大使仍然是事不关己的态度，在谈及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可能威胁到毛泽东的生命安全、希望得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时，彼得罗夫委婉地拒绝了中共的请求，这实际上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因为在毛泽东赴重庆之前，苏联曾明确表示保证毛泽东在谈判期间的安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第6页、第7页。】1945年10月10日，国共谈判结束，苏联使馆设宴招待毛泽东并为其饯行。席间，毛泽东询问苏方，如果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的立场是什么？如果美国军队进攻解放区，应该怎么办？毛泽东为了表示诚意，不惜将中共的一些高端机密透露给使馆负责情报工作的罗申，如中共虽然同意将军队减少为20个师，但不会减少军队数量，为此可以扩大师的编制，苏联对此有何意见？毛泽东的诚意换来的仍然是苏方的冷漠，彼得罗夫的答复是：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尽力避免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可以在报刊媒体上公布这些事实，通过宣传的手段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事务。【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第6页、第7页。】苏方的冷漠态度使毛泽东深感不满。此后在马歇尔调停、中共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等一系列事件中，苏联始终采取中立的立场，不明确表示对中共的支持。苏联的态度和立场出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料，成为毛泽东产生对苏不满态度的初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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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共内战结束前苏联的行为强化了毛泽东的不满
1948年，国共双方战略态势发生转变，中共胜利曙光初现，加之国际上美苏冷战已经拉开帷幕，美国不断加大对国民党的支持力度，苏联才开始转为支持中共。但就在这一时期，苏联却一再做出损害中国革命和中苏两党关系的行为，拒绝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中共即将取得胜利时进行调停以促成国共和谈，这些都强化了毛泽东对苏联的不满态度。
1948年4月，毛泽东经过与中央领导层商议，决定在1948年6月访苏。【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8页、第345-346页。】毛泽东的计划是：1948年5月从河北出发，在军队的掩护下于6月上旬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赴苏。【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第229页、第230页、第272页、第273-274页。】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访问热情不高，5月10日，斯大林回复毛泽东，认为路途中可能会出现安全问题，建议推迟，毛泽东表示同意。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希望能够访问苏联，又遭到婉拒，理由是苏联领导层成员将在8月赴苏联各地征购粮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13-214页。】一再遭到拒绝，毛泽东深感不快。那么，毛泽东执意要在国共战略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候访问苏联，究竟想和斯大林商谈哪些问题呢？据苏联派驻中共中央的情报人员奥尔洛夫汇报，毛泽东希望与苏联领导人商谈的问题包括：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召开政协会议事宜、（与苏联共同）反对美蒋的战略计划、（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工业恢复重建、与英、法两国外交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第229页、第230页、第272页、第273-274页。】毛泽东再三对奥尔洛夫强调，他与斯大林会谈是为了在政治方针上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这对于未来两国关系至关重要。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斯大林认为，毛泽东访苏行程很难做到完全保密，会被西方间谍发现，这样会给美国和蒋介石政府反共提供借口，因此反对毛泽东访苏。会议还决定派苏共政治局成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等人会谈。尽管苏联部分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但访苏一再被拒，已经引起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
如果说上述事件只是引发毛泽东不满的话，那么1949年1月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内战则直接点燃了毛泽东的怒火。1949年初，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基本结束，中共赢得内战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争取时间，集结力量，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1月8日，国民政府向美、苏、英、法四国发出外交照会，希望各国参与中国的内战调停，促成国共和谈。对此，美国明确表示不介入调停，英法也持同样态度，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却对此十分积极。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如果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将会被视为是好战分子而处于不利地位。斯大林在电报中又重申了苏联政府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共建和平的意愿，希望中共在没有外来势力（主要是美国）参与的情况下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0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7页。】毛泽东看到电报后，十分愤怒。据奥尔洛夫汇报，在与他的谈话中，“毛泽东言辞非常尖锐，反对任何外来势力的调停，反对中共参加任何形式的谈判。”【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第229页、第230页、第272页、第273-274页。】毛泽东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却要求中共停止解放全中国的事业，与即将失败的国民党进行和谈，这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毛泽东才会在与奥尔洛夫的谈话中有如此表现。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斯大林在1月11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苏联不会介入调停，而中共参加和谈是为了揭穿美蒋的和谈阴谋，一旦南京政府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就必将成为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中共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1月14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关于和谈更为详细的建议，如果国民党不接受中共的条件，那么就继续解放战争；如果国民党接受，中共可以进一步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要求，而联合政府中三分之二的部长席位和政协中五分之三的议席都由中共掌控，从而确保中共在联合政府中的优势地位。【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第229页、第230页、第272页、第273-274页。】斯大林的电报使毛泽东的心情有所好转，他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表示中共与苏联的基本方针完全一致，还告知了中共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等等。尽管这件事最终以中共胜利而告终，但起初苏联调停国共关系、中断中共解放全中国进程的意图还是使毛泽东十分不满。
总体来说，毛泽东在面见斯大林时所表达的“委屈”，并非20世纪30年代留苏派对他的排挤打击，而是1945-1949年期间苏联在国共和谈以及内战等诸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对中共的不公正态度，尤其是在美国表示退出的情况下，苏联还要调停国共内战，这让毛泽东感到难以理解，无法接受。尽管中共领导的革命最终以胜利告终，但苏联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战略安全而不惜牺牲中国革命事业的做法，令毛泽东十分不满，最终在访苏会见斯大林的时候表现出来。当然，毛泽东这次访苏虽然经历了诸多波折，但最终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结束，中国也收回了东北的中东铁路和旅顺、大连的主权，由此开始了中苏密切合作、友好相处的历史新篇章。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苏联的不满和芥蒂并没有真正消除，而是不断累积，最终成为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深层因素。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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