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新书《亚洲大趋势》，在德国、英国、美国和中国相继出版，像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引起震动。书的主要部分，描述了亚洲发展的八个趋势，但令我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这个典型的美国人对东方的价值观念倍加推崇，并且不掩饰其对西方利益至上而道德沦丧的现状的失望。
约翰·奈斯比特是由一个故事生发出他的这一番感想的：在震惊全球的汉城三丰百货公司崩塌事件中，20岁的韩国青年崔明松在瓦砾中埋了10天后获救，被全国奉为英雄。于是，许多企业便想以金钱来交换英雄的形象，用做广告一类商业之途。但韩国青年拒绝了。他说：“他们满脑子只是钱，而我不信奉这个。”约翰·奈斯比特感叹，在西方某些犯罪、暴力和自然灾害中，也会闪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但那往往是受利益的驱动。“所以，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全球的道德复苏呢？”
有意思的是，中国人现在也正在叹惜自己的道德沦丧，也在设法“带动”自己的“道德复苏”。将在1996年秋天召开的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据说主要的议题不是经济，而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决定。此文件目前正在酝酿，未见公开。
按照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本轮道德净化运动是由一些模范人物的被推出为契机的：先是孔繁森，然后是李国安，现在是一个名叫徐虎的人。推出模范的办法，乃是经过宣传机关的统一部署，由国内若干报纸、电台、电视台派出记者，组成庞大的采访团，在既定的时间里联合采访，又在既定的时间里同时发表，一个接着一个，接踵而至，并且伴有一连串的评论、文件、号召、领导接见、报告会和座谈会。所以，1996年的这个春天，由中央到地方的宣传干部成为最繁忙也最有成效的人。
最新推出的模范人物是徐虎，他是上海市一家房管所的房修水电工。《人民日报》的评论说：“我们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个徐虎。”中宣部和建设部召开会议，讨论“徐虎精神”。山西省要求各界人士推荐身边的“徐虎”，然后评出山西的“徐虎”来。上海则由于是徐虎的所在地，所以分外自豪。市委发出通知，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全市人民，进一步学习徐虎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当地的报纸上紧接着宣布，已经出现一群“徐虎”。
徐虎其人其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按照报纸上的报道，他的职业是“掏马桶、通管道”，连续21年，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地为老百姓做事。毫无疑问，政府的鼓励徐虎，乃是在鼓励一种精神，也即敬业、奉献和把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
依靠利害得失还是依靠道德观念来驱动人们的行为，这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区别。不过，赚够了钱的西方人现在有些崇尚东方的“价值观念”，就如同听厌了“道德”的中国人现在热衷于仿效西方的“利益机制”。现代经济理论也已经摒弃了把道德、精神、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截然分开的传统，甚至越来越倾向于将精神的因素归结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认为，道德的激励和约束力量，只属于制度中“无形的”和“非正式”的部分。
就一种制度的有效性来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部分似乎都是不能缺少的。有时候，“无形的”和“非正式的”规则要比“有形的”和“正式的”规则更加有力量，比如我们已经有了“破产法”，可是大多数本应依法破产的企业却不能破产；又比如我们三令五申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终究不能遏制这种社会现象的愈演愈烈。这便是因为有无数“非正式”的规则在起作用。但是，“正式的”制度却能够为人们提供确定的行为准则，减少随意性。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依靠“正式的”制度，制度越是正式，越是有正规的机构来监督奖罚，也就越是能够有效地约束或者激励人们的行为。
用这样的逻辑来衡量目前我们的“道德复苏”的努力，就不能简单地作出“是”或“否”的结论。问题并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教导所有的人都做孔繁森或者徐虎，而是在于我们对非正式的制度太刻意，而对正式的制度太随意。试想，在法律都可以当作儿戏的情况下，道德的感召又能有多少力量呢？
话说回来，不论亚洲的大趋势有多少，中国改革目前最重要的趋势是一个，即“制度的创新”，或者叫做“制度的建设”，应当说，这主要是指“正式的”和“有形的”制度，而不是指“非正式的”和“无形的”制度。
(199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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