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
陈云领导取得了稳定物价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称赞：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失业，物价波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政权的巩固。一些不相信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中外人士评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人甚至扬言："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零分"。1949年7月，陈云赶到上海，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所以决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旧中国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基地，同时也是物价波动最为严重的城市。因此，把上海经济稳定下来，就可以稳定全国经济。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的调度。陈云为说服华东、上海的负责干部，提出：要统一，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当地干部服从大局，答道：当然要先统富的。富的赞成统一，其他大区就不会有什么阻力了。
为了统一财经工作，首要的是稳定全国的物价，统一货币。但是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上海的投机商人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全国性的物价风潮。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由华北地区开始，并很快波及到华中、山东、苏北等地。物价涨幅，华北1倍多，华中近4倍，山东、苏北半倍。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6、7月间，从上海开始，影响到各个解放区。首先是粮价上涨，然后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上海市场综合物价平均上涨1倍，天津2倍。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10月，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此次涨风最为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近2个月。天津、西安、汉口、上海4大城市，大米、白细布的价格上涨了2至4倍。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仍以上海为中心，影响全国。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在整个4次涨风中，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物价的多次大幅波动，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的恢复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了平抑物价涨风，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不法投机者对此置若罔闻，仍继续从事金、银和外币的投机买卖，拒用人民币，尤以被称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最为严重。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普通市民中也有不少人涉足其间，从事投机活动。
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其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上海解放后，投机商人继续从事金银外币贩卖生意。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2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即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他指出，应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的投机生意。但投机分子对此置若罔闻。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上海市军管会于6月10日上午10时派出上海市军警分5路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时左右，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其实行包围。同时，分布在大楼现场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有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但当解放军循声前去时，声音便迅即消失，银元贩子也逃得了无踪迹。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但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于是，上海市的军管人员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换上便衣，深入民间，在一个小孩和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并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小贩子，抓后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从此，上海的金融投机生意基本绝迹。
查封证券大楼和严惩银元贩子，虽然使物价暂时获得了稳定，但投机分子内心并不服气，仍伺机与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投机分子拼命抢购国营公司的粮食、纱布等物资，甚至高息拆借资金抢购、囤积物资，满以为这一次准可以从经济上把共产党斗垮，让政府乖乖地听从他们的话，任由他们摆布。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向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的说法。因此，当时上海从事棉纱棉布投机生意的商号很多。与1937年相比，1949年全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则从82家发展到644家。这些商号多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名为"工厂"，却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实际从事投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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