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文革中
如此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可理解，一开始他就显得很被动。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历史刚刚进入1966年，突出政治的风潮开始干扰业务工作，“三五”计划的许多指标有落空的危险，阶级斗争开始由党的工作附线上升到主线；同时，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旱灾，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等北方省市区蔓延开来……周恩来忧心忡忡。
正在他这种心理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一场自然的灾害和一场政治的灾难更加猛烈地袭来……
1966年一开年，周恩来将工作重点放在抓北方受到旱灾影响的一些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上。按原先的设想，这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和工作安排中，农业，仍是第一位的。
1月3日至15日，周恩来极为关注的全国第五次棉花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那天，到会作重要讲话的周恩来观点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不挑起战争，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建设祖国是一件好事。
他还提醒道：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
人们明白了周恩来话中的分量：
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下来。
根据这一抓重点的安排，周恩来雷厉风行，随后便亲自主持召开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研究对付灾害、振兴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为确保北方八省区的抗旱和农业工作的开展，周恩来除了安排李先念负责河南，谭震林负责山西，余秋里负责陕西，林乎加负责山东，李富春、薄一波负责辽宁外，他自己则亲自负责北京和河北的工作。
3月5日，周恩来在严重的旱灾中迎来了他的68岁生日。这天，他一面继续听取北方八省区关于抗旱情况的汇报，强调干部带头下去蹲点的关键作用，另一面，他提到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农业没有过关和北方旱情的严重性。生日，对他来说，早已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仅是给了他一份更忘我地做工作的压力。
到3月7日，周恩来仍为华北抗旱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向大家汇报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情况。
当天，由周恩来点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了由24人组成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下午，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首次北方农业小组会议。
他在会上说：
抗旱抗灾要抓下去，搞个自下而上的规划。当前抓抗旱，但更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落后面貌。北方八省市三五年要初步改变面貌，解决南粮北调问题。要注意抓几个问题：做好改土工作；水利以小型为主；肥以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农机具质量要好，要因地制宜，以小型为主；小三线建设，有的等于搬去个小城市，不好；抓北方八省、市、自治区，不是放松南方。
……
这天晚上，周恩来支撑着疲惫的身体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正在这时，一场想象不到且事先未能做出预报的地震灾害突然袭来。
当时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周家鼎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务院的值班室和总参谋部，立即查明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破坏。这是一。第二就是要给我准备直升机，我要到灾区去。第三就是明天九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
安排好一系列紧急措施后，周恩来于3月9日下午不顾余震的危险飞赴灾区，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现在人民最需要他的地方……
自然灾害，给周恩来的肩上增加了一副更重的担子，但它并不能压垮周恩来。在地震灾区，周恩来鼓励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并嘱咐地震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地震预测研究。
正当周恩来全力以赴地组织人民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时候，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源于政治领域的民族灾难，以更为猛烈的态势正在向人们袭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对此也始料不及！
2月3日以后，也就是在周恩来不断地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大谈加强我国的农业、水利工作的时候，《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意思发表了《永远突出政治》等六篇社论。
这些社论一反党和政府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提法，标新立异地强调：
政治统帅一切。
政治永远是第一，永远要突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
我们的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把人的思想染红，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
敏感的周恩来知道，这种论调不是个好预兆，这样突出政治实际上是在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邓小平与他有同感。
与《解放军报》相对应，《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和邓小平有关“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的意见，从4月6日至22日也发表了三篇论述要突出政治的社论。
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林彪一伙讲政治，迎合了毛泽东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所作的过分严重的估计，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正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的判断。
正在毛泽东想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阻止和消除上述危险的时候，周恩来等人从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上去阐释突出政治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随即，《人民日报》的观点遭到指责，被批判为“二元论”。
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在大方向上有了茫然之感。
正当周恩来忙于华北抗旱，忙于部署邢台地区抗震救灾工作(3月22日，邢台地区再次发生强烈地震，4月1日至5日，周恩来再次深入到地震重灾区)，忙于接待阿尔巴尼亚等国外宾(4月29日，周恩来陪同以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河北沙石峪等地参观，5月3日至11日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到大庆、上海、北京等地参观)的时候，中共中央于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这次会议一上来便从中央开刀——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停止和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后，事情并没有完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过这一天正好是5月16日，因而这个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在会前让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的稿。《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
如此耸人听闻的判断，谁还能不认真对待。
毛泽东在修改这个通知时，指向更为明显，他说：
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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