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梁漱溟
“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一个新近得到土地的人说。“土地改革”，这个词让一些人发抖，让另一些人高兴地叫喊起来。
中国是由农村构成的，中国还没有哪一个政府曾经像毛泽东的政府开始做的那样深入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是经济性的或工艺技术性的。那时中国的村庄看上去(现在仍然如此)跟亚洲其他地方的村庄大体上差不多。
农村仍然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思想闭塞得令人窒息，使用镰刀和锄头——两千年前的耕作者就认识了的地方，是人们完全陷入出生—结婚—死亡这一常规循环的地方。娱乐形式极其简单，只有化装表演是不可或缺的。
跟毛泽东30年前参与鼓动起来的湖南农村一样，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变化是组织上和心理上的。捐税和地租的重担从穷人的背上移开了；拥有土地不再意味着拥有支配别人的权力；农耕一步一步地变成集体性的活动，而不仅仅是父子间的活计了。
毛主席逐渐被看成一个新的“好皇帝”，像人们习惯地看待历史上的明君那样。
把地主的财产分配给穷人的“清查运动”，有一种神圣的庄严性。中国农民实利主义的倾向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增加了分配时其精神上的振奋效果。
“要想让一个男人讲话，你要做的就是在火里烧一根铁棒，”一个新的权威主义人士对一个美国作家说到对富人的报复时说，“但是女人更难对付。她们宁可死掉，也不愿意告诉我们金子藏在哪里。烧得皮焦肉绽对她们没有恐吓作用。”［1］
毛泽东从没有参加过近距离的阶级惩罚。他青年时期的农村经历是混杂的，不会受任何简单的个人仇恨冲动的摆布。他从没有挨过饿或受过奴役。然而，虽然他反对酷刑，但是当愤怒的农民在土地改革中为所欲为时，他并没有出面阻止。
农村的精神生活得到改造。权威一直就像是自然法则，现在遭到批评。传统习俗曾是另一条自然法则，现在新思想则雨点般的落在农村：阶级、对苏联的热爱、斗争、翻身。
农民开始问美国来访者一种新的问题。“为什么杜鲁门支持老蒋？”“你们在美国用筷子吃饭么？”“拖拉机是什么样子？”“美国共产党也像我们这里一样有军队吗？”［2］
毛泽东年轻时对妇女解放的关注终于结出了果实。财产是关键。毛泽东的政府赋予中国妇女用自己的名义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总之，土地改革把40%的可耕地重新分配给了60%的农村人口。
毛泽东自己现在住在城市里。城市的变革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而是一点一点实现的。
中共在治理城市方面，不像治理农村那样有经验。它的干部们不是城市类型的人，于是，不得不把国民党的300万政府职员接收过来为新事业服务。
然而，与农村相比，城市的事情并不那么难办。资本家并不多。他们几乎没有道德权威，因为他们一直在和外国人共进晚餐，而外国人被认为是中国的剥削者。他们是暴发户，只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草叶上的露珠而已，而这种制度在中国已经成长了两千年。
毛泽东用不着在北京或上海或广州消灭一个阶级。很多资本家就像放在热水中的大龙虾那样，当温度升高时，不声不响地就变成了红色。
毛泽东的目标是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大都会不再只是外国人做买卖的基地，也不再是拥有土地的绅士们在城里养尊处优的基地，他们曾一方面靠农村的产品生活，一方面为他们拥有的房产收取租金。新的小工厂，成为城市社区的生活中心。
外国商业骤然停止了。房产的租赁逐渐萎缩了。激动人心的夜生活的灯光被熄灭，这更多地是因为要把能源用于制造机床、自行车和塑料鞋，而不是出于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
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紧张，城市政权的巩固变得更为严酷。随着朝鲜的战火突然旺起来，毛泽东觉得“反革命分子”也好像更多了，他取得的对蒋介石和美国的胜利，开始显得并不彻底。
成千上万的人或被处决或被投入劳改农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城市运动，它使大批人员被有意识地从肉体上消灭——这是毛泽东自己使用的词。［3］
铲除“反革命分子”不是以非常毛泽东式的方法进行的。这和其他警察行动是一样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毛泽东监督控制不了的。“治病救人”不是此次运动的基调。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接管城市工商业方面则极为审慎。其中大部分直到1955年还保留在私人手里。
以令人战栗地称为“思想改造运动”的重塑知识分子运动，也因朝鲜战争而带上残酷的味道，它的确有毛泽东的烙印。
梁漱溟是个半儒学的农村民粹主义者。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人，但是毛泽东喜欢和他争论。他为梁漱溟搞到一些款项启动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机构。
但是，在1953年秋天，毛泽东向梁漱溟猛烈开炮，致使两人绝交。场合是在梁漱溟作为非共产党员而参加的一个政府委员会的会议上。梁漱溟作了一次演讲，提出了在农业、朝鲜战争和阶级理论上不同于中共路线的观点。
毛泽东愤怒地抢过话筒。“你认为你美得很，”他讥笑地提到唐朝一个著名的妃子，“比得上杨贵妃。在我看来你臭不可闻。”
毛泽东极为愤慨，他一会儿对着一千人的听众讲话，一会儿用手指着梁漱溟(仍然尴尬地站在台上)对他进行攻击。“(国民党)那么高兴你，”毛泽东怒斥道，“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有一种个人竞争的味道；虽然可能让人觉得奇怪，但毛泽东竟然觉得受到这位想成为中国未来的甘地的人的挑战。
毛泽东问委员会，梁漱溟怎么居然认为自己在农村问题上比中共英明？这就像“班门弄斧”。
毛泽东这个半知识分子嘲笑梁漱溟这个纯粹知识分子无用。“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讽刺地建议，梁漱溟既然那么急切地要帮助农民，他可以这样做，但不是通过削减工人的工资，而是自愿削减他自己丰厚的薪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毛泽东叫喊道，“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他详细叙述了这两种杀人方法，就像是在回顾他自己35年斗争中的双重性格。总结“用笔杆子杀人”时，他转向梁漱溟，嘲讽道：“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4］
毛泽东的干预，把会议的情绪导向反对梁漱溟。大声的喊叫从听众席上响起。梁漱溟被高声诘问，他只得放弃讲话。另一位非中共人士站起来要求镇定：“我们今天不必这么激动。”
但是毛泽东确实非常激动，他命令这位要求镇定的、年长的前国民党人做一段时间的自我批评。
然而，毛泽东坚持主张保留梁漱溟的职务！他希望梁漱溟写一篇坦白书(虽然这既不给中国带来税收也不带来产品)。他希望这位老封建“成为活教材”。这种把教育作用置于惩罚之上(或者把教育作用当作惩罚)的做法，在毛泽东之前的共产主义历史上还没有见过。
毛泽东令人吃惊地宣布，梁漱溟应该继续留在政协全国委员会，“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他和梁漱溟较量是因为他想要俘获梁漱溟的灵魂，以作为毛泽东主义控制中国思想界的证据。
毛泽东已经开始了一个将持续25年的斗争，要把边缘粗糙的现实强行纳入理想的光滑轮廓中，这个理想对他来说，比约束他手脚的混杂的现实更为生动。
“我们必将再次信仰宗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百年前说，“政治必将成为我们的宗教。”这位《基督教的本质》的作者预见到了世俗意识形态的时代，毛泽东以其中国方式，使自己稳固地置身在这一时代。在他之前的中国圣人们寻求大同世界，毛泽东向前迈出了新的一步：他把真理和权力融合在一起。
毛泽东作为半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对待在象牙塔里的人感到愤懑。他不喜欢他们为细枝末节的分歧而进行的争吵，他们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们的缺乏激情，他们明澈的怀疑眼光，他们超过他自己的对技术的掌握。
毛泽东把政和教融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出于权宜之计，而是——这更糟糕——由于他深切地相信，两者应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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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成为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的一种生活方式。预测思想鞭子的下一个目标，成为一种残忍的游戏。一位新闻工作者有节奏地进出监狱，这种节奏，先是让他觉得迷惑，后来让他觉得厌烦了。有一次他又“进去”了，坐在监狱的院子里，告诉自己说，待在铁窗后面大概更好些。“在外面，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而在狱中，至少没有这种担心。”［5］
毛泽东有时候听起来像弥尔顿(“我不赞颂修道院里的美德”)，或穆勒(“宁愿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6］然而，毛泽东不同意穆勒说真理是有变化的东西。他相信辩论，但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而是为了在每个人心里竖起一个先验的真理。
像弥尔顿一样，而不是像穆勒，毛泽东有个“上帝”。真理不是一个过程的终端产品，而是从某个固定源头发送出来的东西。在这方面，中年的毛泽东是个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相信，社会思想是个科学问题。就像穿着袍子的牧师一样，毛泽东是个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看着知识分子在试管里生长。他对自己的配方很有把握，时不时地加入一些正确思想的结晶体，耐心地等待着预期的合成物出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喜爱的训诫“斗私”成为焦点。毛泽东的意思不仅是《圣经》所要求的“不要有私心”。“私”这个词既是“自我”的意思，也是“私人”的意思。毛泽东是在告诉人们，不要试图离开已有的共识。在新中国，没有地方，也没有思想空间，留给那些认为对真理有自己的理解的人。
毛泽东是个整体论者，中国式的。他有一次宣称，确实有一个上帝——就是群众。如果群众是个集体，是个单一人格的实体，那么可走的道路就只有一条，而不是多条。人们不可能按自己的方向而离开这条道路。
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群众是“它”，而不是“他们”(中国人民)。［7］(请回想一下这个关于戴高乐的妙语：他热爱法国，但不热爱法国人。)对毛泽东来说，支持多元性就是支持6亿个人的自私自利。“斗私”的意思不是“利他”。它的意思是“和群体打成一片”。这既是道德法则，同时也是社会学的原则。
“斗私”包括“斗家长制”。因为家庭可能成为私人价值观的汇聚之地，这违反毛泽东要把一切私人价值观都纳入大同世界的努力。
在思想改造期间，许多人都在被要求谴责他或她的父亲时，精神垮掉了。毛泽东对这种无奈的处境一点也不同情，他认为孝顺是来自旧中国的垃圾。毕竟，在毛泽东的眼里，他自己的父亲既是封建秩序的象征，又胸襟狭窄、吝啬小气。
因此，毛泽东认为，一只驯服的羊和一只与羊群在一起的羊是有区别的——这在西方人眼里是很细微的差别。在羊群里，他希望每只羊能说出心里话，自力更生，实行自我修养，而不要驯服。但是，像毛泽东所认为的那样，脱离羊群的生活是不可取的，他需要的是一个羊群。
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官员们是靶子。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认为新政权本身就是目的，而这不是毛泽东的想法。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清理经济生活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受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里的靶子是私营工商业者。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仍然是中国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运动榨出了额外的收入，帮助支付朝鲜战争的费用。
这两场运动的意图，是赋予毛泽东控制一切的权力，这种控制权，在所有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看来，是一种道德权利。然而，所使用的方法，大部分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方法。不是像在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半夜里破门而入抓人，而是造成一种社会压力，使你坦白。在当时，这是一种让个人的良心同公共福利相一致的大胆做法。
“三反”、“五反”运动有列宁主义的影子，但是它们也散发着儒教道德主义的味道。
毛泽东既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也是旧中国的产物。在中国，从没有人说，一个人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提高或改善自己的境遇。他不是孤独地在和上帝或超巨大的新教的良心进行搏斗，他是在群体里受到大家的推搡才能这样做。
在毛泽东的中国，人民没有像信徒圣保罗那样突然改变信仰而成为社会主义者。新生——如果发生了的话——是社会性的。在西方，我们认为人们可以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改变自己；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人期望能发生这种灵魂的变化。
毛泽东为“三反”、“五反”运动提出了口号。但是，他对官员们和工商业者的批评，比对思想界人士的批评要温和些。
胡风是个农村出身的顽皮的诗人，他曾在上海的文学天空中闪烁。他早先是个左翼分子(虽然他批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诗《时间开始了》是庆祝1949年胜利的，绝不可能是反毛泽东的。其中一句感情充沛地说：“你一跃地站了起来！/毛泽东，他向世界发出了声音/毛泽东，他向时间发出了命令。”
但是，在50年代初期，胡风开始抱怨“舆论一律”。他觉得毛泽东的延安讲话变得太不能碰了，人们已经把这个小册子“当图腾崇拜”，他反对道。他把思想改造运动中爱管闲事的组织者们称为“官僚”。［8］
《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一系列批判胡风的文章，有一些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当然，对胡风的标准反驳就是，公众舆论像任何其他的东西一样，是个阶级问题。在人民民主专政下，允许人民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这种自由。胡风是试图在空中高高地飘荡在阶级之上。
毛泽东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当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开展时，敌人并没有逐渐消亡，而是在扩张！人民也不总是善于辨别出反革命分子。“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毛泽东说。［9］
这是悲观主义的第一次流露，这里有一串致命性的推理。
一致性还没有达到，知识分子仍然在高唱着他们不和谐的声调。然而，一致性已经提到历史无情的日程表上。旧的阶级差别一定正在重新抬头，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解释他们高唱的这种声调呢？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唱走调就是犯罪。“胡风……这样的人不杀，”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0］
至于胡风，他被重新涂抹得完全认不出来了。正像麦卡锡把每个对蒋介石有怀疑的人称为共产党人一样，胡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怀疑被视为一种证据，说明他终归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不久这位有棱角的诗人就被发现是个“间谍”，这就使那些红色“官僚”能够把他投入监狱。在那里，他曾一度精神崩溃。
毛泽东怀疑胡风是一群发牢骚的作家的中心。这种怀疑是正确的。“因为我想要写作，”他们之中一个人在给胡的信中透露说，“所以我看了毛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但是在看了《讲话》以后，我不再想写东西了。”［11］
然而，毛泽东把争论归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就像试图用纸把云彩包裹起来一样。
1951年中期，《人民日报》开始引人注目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作者是毛泽东，发表的文章就出自他的《毛泽东选集》。
其中的文章确实是精选的。在本传记中引用的许多文章，都没有在经批准的《毛泽东选集》中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文章太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另一些江西时期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在权势圈内还立足未稳——则包含了一些他虽然说出来了，但可能并不真正相信的思想。他的诗作也没有收入。
被选中的文章经过润色，泥土气的形象比喻和俏皮话都消失了。某一支超过文学权威的笔，使作者免于犯下关于世界政治的若干小错误。编辑的笔还删去了年轻时的毛泽东关于某些亚洲国家如何有一天可能被并入中国的想法。
一块白色的毯子盖住了一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提法，也盖住了毛泽东在另外的语境下所说的对西方友好的若干言论。提到苏联但非赞扬的言论都没有了；甚至对李立三的批评，也因为怕得罪李立三在莫斯科的导师而被压住了。［12］
毛泽东做到了帝王们未能做到的事。话语就是准则；发表出来的东西，就是统治者认定要求被统治者听从的健康的东西。
13
中国字不仅是一个字，还有象形、表意的作用。六画就代表“草”(艸)；屋顶下面一头猪(豕)这个符号意思是“家”；表示“日”和“明”的字包含了太阳的图形(⊙)。
对列宁主义者来说——在这点上，列宁主义者是儒教信徒的孪生兄弟——一句口号常常像一辆坦克一样有用。几乎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像中文那样适用于干脆利落的口号。四个表意字，甚至两个字，就能含有包罗万象的意思，在口号里有着迷人的暗示意义。毛泽东是这种艺术的大师。
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表意汉字是一道电光，能照亮长长的历史的知识领域。毛泽东驾驭文字的熟练技巧，使他成为需要对付的一支力量，即使对那些不喜欢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如此。
毛泽东的诗词，恰恰让人产生了这种印象。大多数人只能看懂一半，毛泽东的朋友郭沫若就坦白地这样说过。［13］但是这没有关系。最高领袖的诗词给他头顶上的光环增加了光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治技巧。
毛泽东在1952年末把主要注意力从政治运动转向了经济任务。不久，《人民日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异常大的58%的投资用于重工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41%这样使用，美国在1880—1912年间是19%)。基础建设的60%要依靠苏联提供技术帮助。
毛泽东有一天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承认，中国的奇迹可能会变得不那么了不起，这似乎是个新的调门。“我们吹不起牛皮……我们竟然都比不上比利时这样的国家。”［14］毛泽东刚刚察看了一个钢和煤的产量表。
识字和有文化，在一支造反者的军队里已算不上什么大财富。但道路交通，肯定是不利因素。人民解放军在创建空军和海军之前，也没有电力供应。现在，这些东西对毛泽东征程中的下一段进程则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思想领域比在延安时期更亲近苏联。在1945年，他曾说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没有给苏联模式留下多少用武之地。然而，五年以后，北京的一条关键性口号令人吃惊：“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两种社会主义难道是相同的吗？
第一个五年计划效果很好。工业年增长率是11%。铁钢产量是原来的4倍，煤和水泥是原来的2倍。在这个时期，来访者离开中国时谈论的是中国强烈的目的感。对有些人来说，中国人是“蓝蚂蚁”，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崭新的人类”。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中国都似乎是在前进。桥和铁路出现了；文盲大量减少；人民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平均寿命高过了一般亚洲水平。几乎是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大国，好像向着工业化起飞了。
中国并没有改变贫穷。经济作为整体，发生了三件事。在农村，封建框架被打碎，新的能量得到释放；采取了走向工业化的最初步骤；以及，对5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的精神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利益的大饼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平等地进行分配了。
一个过去的声音在1953年讲话了。当时在香港惨淡度日的张国焘对他的老对手进行了描述；透过其中的偏见，还是揭示了一些真相。
“毛泽东的生活没有规律，而且颇有些神经质，”张国焘说道，“在与别人交往时，他常常谦恭有礼。然而，又常常固执己见。”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应该能从这些话中认出他们的领袖。
“他虽然知道身居高位该怎样行使权力，”张国焘判断说，“但是，他缺乏吸引追随者的才能，人们只能对他敬而远之。”毛泽东的确渐渐发现，虽然他在群众眼中是巨人，但仍然必须在政治局大力争取支持，并使革命制度化。
既然张国焘关于毛泽东的话并不只是负面的，因此是值得考虑的。“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斯大林更有手腕，”这位对两个人都了解的人写道，“但是他并不那么狠毒。”张国焘半遮半掩地承认，毛泽东比他更有能力，所以打败了他。“同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君主相比，”这位前对手觉得，“毛泽东的确更有才能。”［15］
跟比尔？克林顿一样，毛泽东一时兴起就会在半夜给工作人员和同事们打电话。他把专家叫来并长时间严厉地盘问他们。他会漫步到花园里，把重大政策的建议抛向安全警卫，征求他的意见。他伸手去取他的古书(他跟克林顿的相似之处在这里断开)以核对某个先例或者找一个例证。
他会驱车来到苏联大使尤金的家里作夜晚拜访。尤金是个知识分子；毛泽东会跟他讨论哲学问题，直到天亮。毛泽东的有些文章在重被选入《毛泽东选集》之前做了理论上的修改，这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这些夜猫子似的对话。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使用国，而毛泽东在60年间至少吸掉了他那一份。可能没有任何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曾经像毛泽东一样吸掉那么多的香烟。
好像只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毛泽东戒了烟。伏罗希洛夫元帅在斯大林去世后访问中国时告诉毛泽东，根据苏联的医学观点，如果不是吸烟，斯大林不会死得那么早。毛泽东戒了烟。
十个月之后，他又开始吸烟了。
“没用处，”他说，“工作太辛苦；不能不抽。”［16］
毛泽东在50年代没有写很多文章，但是他在以前的任何十年里，从没做过那么多的讲演。他不是一个有造诣的群众演说家。相比而言，王明讲话情感更充沛，朱德有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史沫特莱说，在公众集会上，毛泽东讲话就好像嘴里含着热米汤，他几乎不做任何手势。［17］
不过，在听众不多时，毛泽东能够表现得很卓越。他很认真、直率，他喜欢微妙的隐喻。这些特质更适合研讨会，而不是群众大会。
毛泽东讲话主要都是根据一个简要的草稿作提示。在50年代早期，他只有一两次坐下来写成重要的文章。在1953年中期，他又拾起了英语，但是在东北发生的一次严重危机，使他终止了学习。学者让位于政治家。
“官越大就越无知，”毛泽东有一天高声对着一屋子的地方干部说，“北京不是获得知识的好地方。”［18］在掌权3年以后(尽管这一时期很成功)，他对政治制度感到不安。
“宝塔尖”是普通人(当他们确信没有干部在听时)用以窃笑在他们头上架起的多层官僚体系的词语。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困在宝塔顶上的人。
他决定走到下面到处看看。“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他在1953年中期向一群财政官员宣布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19］
毛泽东不喜欢飞机，他坐在有11节车厢的专列上旅行。毛泽东的车厢里有他的大木床和许多书；江青有她自己的包厢；4节车厢是给警卫和工作人员用的；医疗设备、餐厅和厨房各占一节车厢。有6条保密电话线路把随行人员和中南海的机要秘书们联系起来。毛泽东正在使用的铁路干线上的交通会全部中断。沿线的车站都要清场，到处布满安全人员，铁路沿线每50米都布置有哨兵。行程并没有固定的计划，因为火车只能在毛泽东醒着的时候开行，而没有人事先知道，他什么时候睡下，什么时候起来。［20］
当毛泽东从莫斯科之行途经东北回来的时候，在他到达之前，战士和民兵在隆冬季节沿铁路线站了两周的岗，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在保卫毛泽东的火车。毛泽东从来理解不了这种高度安全的必要性，因为他相信，群众热爱他，不想伤害他。
当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经过密码加密的电报在首都和他的随行人员之间飞来飞去。每个汉字都指定一个数码——经常变换——一组机警的年轻人把全部数码都记在心里，不准写下来。
毛泽东派自己的卫士到农村去。保卫中南海的部队的番号是8341。［21］这支精英部队是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的警卫员发展来的。年轻的战士们做很多事，从帮助他整理西瓜地，到擦亮眼睛警惕任何政变的迹象。
1955年，大概其他时间也有过，有一次他要8341的战士们帮他做一件他需要做的事。他派了一些8341的人到他们的家乡村庄完成一项使命，这些人来自中国各个地区。他希望了解农村的情况。他的8341眼睛和耳朵到处探听，询问人们的看法，向家庭成员核对事实。随后他们就回来秘密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绕过一切正规渠道，而且也不与他们通气。过去帝王们曾经这样做，但是毛泽东的同事们，或许不会同意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也这样做。
有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斋，到怀仁堂里作报告；这是紫禁城里一个漂亮的旧殿堂，当时用作中央委员会的总部。许多党外人士到场，钟敬文是其中之一，他在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第三势力”的领袖，像许多人一样，在1949年转向了共产党。
毛泽东已经习惯了这种情况：每当他出现时，中国的任何观众都会起立并鼓掌。但是，毛泽东的助手们并不总是相信自发性。在毛泽东到来之前，一个管礼仪的人走到钟敬文面前，告诉他这件事的步骤。因为钟敬文坐在门口附近，所以他会先看到毛泽东。一旦看到毛泽东，他必须站起来并鼓掌。这会给整个大厅一个信号，为向主席表示敬意而迸发出掌声。
于是事情就这样进行了。据钟的回忆，毛泽东缓缓沿走道走来，显然暴风雨似的掌声没有让他感到不自在。［22］
如果说毛泽东还有一点接近群众的意识，那么他的确是走出来见群众。在开会时，他会到处走走，向老相识打招呼；他倾听别人的长篇发言；他听取自己受到的批评；他回答听众席上向他提出的问题；他对别人的插话也做出回应。但情况将不会永远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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