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
1965年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再次离开北京。他离京的前一天，上海《文汇报》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此时，毛泽东的思绪犹如奔腾的江河，滚滚向前。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愈发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前一年，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此举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针对的矛头由“鬼”变成了“人”。
江青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在当时是上海是首屈一指的高档宾馆。它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后来改建成了锦江饭店。为了扩大范围，提高档次，锦江饭店还将附近建于1935年十八层高的茂名公寓和建于1934年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也纳入它的怀抱之中。马路对面，还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外带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曾住在这里。
江青看中上海，并不全因为锦江饭店的高档，她主要看上了这里的“才子”、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两人十分投缘。
江青这次组织大文章依然求助于这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
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原本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担。可是他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他宁可在幕后指挥，也不会像上次答应改编京剧那样，一口应承。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此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出身书香门第。他不仅有才华而且早在1948年就成了中共党员；所以，张春桥才敢力荐姚文元完成江青交下的“大批判”任务。江青知道姚文元是曾受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也就欣然召见了。
姚文元擅长写批判性文章，特别是借古寓今的批判文章。有人给他起外号叫“姚棍子”。1955年“批胡风”、1957年“反右派”，姚文元都表现不俗，甚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在一次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1957年2月6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不久，姚文元于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于6月14日全文转载。由此，姚文元名声大震，担任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因父亲姚蓬子的历史问题，他在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
通过张春桥的推荐，姚文元就要时来运转……
江青在锦江俱乐部召见了姚文元。可是姚文元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自己仕途的一个转折点，竟然骑着一辆咣当作响的旧自行车，来到这样高档的宾馆，拜见这样重要的人物。
正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了一个让他们沮丧的消息——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竟在那里病逝！
柯的死，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但她的身边此时又多了一名笔杆子——姚文元。江青多少能从中“化悲痛为力量”，得到些宽释。
姚文元果然不负重望，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异其稿。在炮制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均由张春桥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往北京。江青后来曾自鸣得意地地说：“春桥每次来，都装着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了。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认为这篇批评文章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是篡改史实、歪曲剧本原意的。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
单纯善良的读者哪里知道，这个主题正是江青授意的。她出于政治的需要，全然不顾吴晗《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底至1960年11月，不可能“影射”1961年现状的事实，紧紧抓住“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这个“灵魂”。按这个主题思路，人们自然就会与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能证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理所当然地将其看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历史上最为忙碌的时刻。上海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文汇情况》一般中央首长是要阅看的，江青可以通过它得知外界对文章的反应。但由此，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也会随之发觉《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于是，张春桥又灵机一动，赶紧将其改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周恩来等人，只让江青和极少数人从《记者简报》中掌握各方动向。
恰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暂时告别他认为“空气不好”的北京。这距离10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
钱嗣杰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
这一次，专列将驶往正在酝酿“政治风云”、制造“重磅炸弹”的上海。
钱嗣杰坐在火车上，对着窗外拍了一些沿途风景照。上海，他是熟悉的，他曾多次陪同毛主席来过。他也知道，上海与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别看大上海灯红酒绿，号称“十里洋场”，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直辖城市，它在历史上却是一个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聚集着最为先进的政治力量——工人阶级的城市。1921年7月，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1927年，共产党领导上海的工人阶级，先后进行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来很长时间，中共中央机构都是秘密在上海设立的。
但是，钱嗣杰说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跟随毛泽东外出，会是一次走的地方更多、走的时间更长的“旅行”。他清楚地记得，这一次旅行，历时竟然长达八个月之久。毛泽东仅在上海与杭州线上，来来回回地就“游走”了五六趟，然后又两度远足武汉、长沙。直到1966年6月，毛泽东将自己关闭在韶山的滴水洞十一天，神清气爽“出山”后，决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这时，他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生。钱嗣杰镜头里的毛泽东焕发出轻松的神情。毛泽东6月21日在韶山水库游泳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又在武汉的长江里一番畅游。浩浩荡荡的江水，洗去了他一年多背负的沉重思考。他将忧患意识化为了行动决心，终止了“游走”的脚步，最后北上回京。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首先要讲述的还是毛泽东离京初期阶段发生的事情。
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最近有什么指示？”
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听罢，深觉这个回答并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于是，很不满意地说了句：“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
他随之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众口一词：“显然搞四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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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无奈地摇头。嘆
离开天津后，毛泽东沿着铁路线，先后到了济南、徐州、蚌埠与南京，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
他一路视察，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毛泽东自然不快。
他觉得还需要把火烧得更旺，才能打开局面。
一到达上海，他就看到了姚文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与姚文元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命运一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而且是极大的重视。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指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希望能够借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从11月12日至26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趋于一致。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他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北京的压力毕竟一天比一天大了。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姚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12月29日，吴晗迫于形势压力，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登于《北京日报》。他对学术批评表示欢迎，并开列了一个近年来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以此说明自己研究海瑞并非有影射庐山会议之意。同时，在一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便几乎无一遗漏地相继转载了该文。
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与阿尔巴尼亚外宾卡博和巴卢库谈话时讲道：“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在《文汇报》发表评《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这件事当时知道的人不多，但在党的上层增加了政治的紧张气氛。
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尚不知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了。
转眼到了1965年11月24日，毛泽东没有忘记一位美国友人的生日。她就是已经定居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在延安时期就开始采访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的女记者，经过漫长岁月对新中国的访问与报道，深深地爱上这个不是祖国胜似祖国的国家，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结下一生的友谊。这次，毛泽东特地邀请她来上海过生日，并同时邀请其他几位在华居住的外国友人，请他们也来上海为斯特朗贺寿。于是柯费兰夫妇、爱泼斯坦夫妇、马海德夫妇等十多位外国朋友由北京飞来上海，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并共进斯特朗的生日午餐。当天晚上，周恩来还以总理名义为斯特朗举行了盛大的生日宴会。
他们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在门口迎接。斯特朗见状多少有些吃惊。因为江青从延安起一般是不会在这种场合露面的。
斯特朗当然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毛泽东酝酿着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江青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不仅频繁抛头露面，而且将参政的触角越来越深地探进了政治高层，甚至探及毛泽东的心灵深处。
在斯特朗眼里，毛泽东没有变，仍然是那样风趣幽默。斯特朗见大家都已坐定，就主动邀请毛泽东谈谈对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说：“你们不能总让我谈世界形势，今天你们谈，我来听。”
在座的各位先后发言，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他的确是一个好的听众，听罢了还在纸上记了些他认为有用的内容。
在场的拍摄者还是钱嗣杰。在他镜头里江青的身影并不很多，每次拍摄，钱嗣杰都会觉得江青的特别。这一次，尽管室内暖气很热，但江青因为怕冷，在座谈过程中，还一直穿着大衣。座谈后，毛泽东准备了一个丰盛的午宴，席间，他尽东道主之谊，一再给老寿星斯特朗让菜，他诚挚地表示：“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们为你——一个美国朋友过生日，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天，中国的各大报上都刊登了钱嗣杰拍摄的毛泽东为斯特朗贺寿的照片。这些显得轻松的影像为报纸紧张的政治气氛注入了一些缓和剂。
三年后，斯特朗戴着“红卫兵”袖章走上天安门，毛泽东又在她手中捧着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八十四岁的斯特朗告别了人间。故人逝去，毛泽东特意定制了花圈，算是对这位异国老友的最后致意。
历史上几乎每个事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中，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投机心态，随风而动。
点不起火的北京也有着跃跃欲试要去点火的人物，那就是戚本禹与关锋。
身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的戚本禹，12月8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为彭真的严格把关，不允许评价《海瑞罢官》超越学术的范围，戚的这篇文章没有点吴晗的名。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尽管毛泽东也有些遗憾，总体态度肯定是支持的。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立即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戚本禹的文章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几乎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他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与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
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那么好，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力量来自北京市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即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后来他们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电话告知他们：“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
这样，北京也有了江青指挥得动的“笔杆子”。江青的大本营即将移师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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