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毛岸英、刘思齐，中为李讷
在政治上，毛泽东仍然是一个家长式的统治者。中国过于落后，不可能稳定地一跃而进入现代社会。要达到毛泽东信奉的民主与平等这两个价值观，的确是很复杂的。
一部婚姻法和一部土地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结束旧中国顽固的社会差别。对社会进行监护仍然是当时要做的事。
意识形态至少赢得了中国的词语。“人民”终于当家做主了。和平到处受到“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是世界上“民主”的展示窗。《毛泽东选集》的第一卷在1951年印了200万册，它提供了这些固定的提法。嘴皮子上，如果不是灵魂上的话，达到了协调一致。
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人民共和国的样子，在1950年就基本成形了。属于二元统治的舞台道具已经搭好。在前台位置的，是适于生活中每个舞台和阶层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在后台位置，是共产党——它无处不在，而且是有武装的。
去开会成为一个人新生活的标志。一些厌倦开委员会会议的人，或许会哭笑不得地注意到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如今是委员世界呀，”毛泽东引用一个地主在1927年抱怨新的农民协会时说的话，“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20］
“哲学”，每个书店都有一个部分标着这样的标签。在它后面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哲学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呢？探索已经结束，答案都在书架上。
在四川省的某些地方，1948年后期，人们还从没听说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已经通过控制部分华北地区15年而提前走了一步，但是，由于中国非常庞大，要想把统治网覆盖全国，仍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毛泽东把邓小平派去负责四川和西南其他省份的事务。
在上海一次没完没了的里弄会议上，一位文盲老妇被要求就新宪法草案发表看法。在上海话里，“宪法”和“戏法”的发音几乎是一样的。对这位老妇来说，讨论似乎是关于“支持新的戏法”。当急切的共产党员催促她发言时，她鼓起勇气宣布：“我活了73年，我记得只看过一次戏法。人民政府现在要表演新戏法，因此我支持。我一定要去看看。”主持人气愤极了，会议一直开到半夜，直到这位老妇说出了一些热情支持宪法的话为止。［21］
“人到老年就要死亡，”毛泽东庄严地对着一批党内听众说，“党也是这样。”［22］这个自明之理可能使一些人吃惊。死亡并不总是一个礼貌的话题，在共产党人中间就自己的党谈论这个问题，尤其如此。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毛泽东在提到他引入的阶级制度时说，“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23］确实是这样，那么前者都会是好的吗？是不是毛泽东对他青年时期留在长沙的无政府主义，仍然有一点留恋不舍呢？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们来看毛泽东。“要有较多的独立性。”毛泽东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声音都似乎在说相反的话。“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他大声说，“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他命令他的来访者确保“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24］
委员会确实是太多了？毛泽东接着说的就是这一点：“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
这些年轻的干部给他看一份他们提出的团章草稿。有一条说：“不要背后乱讲。”已经对纸面规定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别有了解的这个人忠告说：“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
“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他说道，“是在通过革命实践过程对领导者有了了解之后。”那么，既然革命的战斗都已经打赢了，年轻的干部们怎样才能建立信誉呢？
成功改变了毛泽东领导的性质。矛盾之处在于，当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以后，毛泽东发现，党本身却难以控制了。在延安和内战期间，在他亲自领导的意义上说，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一进城，”几年以后毛泽东在事后说，“就四分五散，各管一方。”［25］
“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毛泽东不久就抱怨说，“以后还要出外走走。”［26］治理一个将近6亿人的国家的工作量，需要在毛泽东和基层之间有迷宫般的中间层次。其条块的划分，让毛泽东觉得他正在失去控制。
在胜利前夕，毛泽东欣然谈到“一切权力”将落入“中国人民的手中”［27］。“一切权力”，被证明是个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也不容易界定。1949年的毛泽东，绝没有预见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总体的局势。
第一个使他强烈吃惊的，是朝鲜战争。1950年6月很热的一天，毛泽东就强加给中国的“两个关”发表讲话。［28］“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他在长时间讲到土地改革这第二关之前说道。第二天，他推动同一个政府讨论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让战士复员回到家乡省份的决议。
就在第二天，北朝鲜的军队进入南朝鲜。两天以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决心抗击对南朝鲜的进攻，并且派第七舰队保卫台湾海峡。
西藏和台湾是毛泽东仍然期望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发挥作用的两个地方(海南已经在当年春天的一次干净利落的两栖作战中拿下)。在紧靠朝鲜的东北地区，还没有整装待发的解放军部队可以随时投入作战。
不过，从1950年春天，毛泽东就已知道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并心怀同情。“我们应该帮助一下金日成。”他在莫斯科对斯大林说。［29］虽然他从危机一开始，就准备把中国军队投入朝鲜，但是这样做的时间和条件，都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很大影响。虽然斯大林从1948年以来一直强迫毛泽东对美国更强硬些，但是莫斯科不想直接涉足朝鲜战争。“对你们(中国人)来说，是有可能帮助朝鲜人民的，”斯大林在中国军队准备进入朝鲜时对周恩来说，“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30］毛泽东很有理由对朝鲜进行干涉，但是他处境复杂，希望在行动之前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希望金日成进攻南方，但只是在毛泽东参与其中的情况下。
毛泽东认为朝鲜这块地方和中国一样同受日本的蹂躏，而且从1945年起，也是杜鲁门一心要在中国家门口叮当作响的链条上的又一个环节。［31］
毛泽东认为对中国的利益而言，它还是个重要的地方。地理位置使其如此——中朝边界沿着鸭绿江和图们江蜿蜒达800公里。
当麦克阿瑟将军在战争目的上变得雄心勃勃时，毛泽东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向美国转达了他的立场。［32］虽然不带有鹰派味道，但立场是明确无误的：如果麦克阿瑟把战争打到中国边境或者跨过中国边境，中国将介入。
然而这是战略性的。周恩来通过印度转达的警告，则意在让中国对朝鲜的介入具有防御性形象。在美军的仁川登陆使战况对金日成不利之前，而且肯定是在美国军队到达鸭绿江之前，毛泽东已经被金日成和斯大林拖入得很深，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毛泽东1950年5月在北京秘密地会见了金日成。到8月，他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里要求他准备好12个军，以备“机动用途”［33］，显然他心里想的是朝鲜。在仁川登陆以前，毛泽东在鸭绿江边有25万人的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一直在催促毛泽东进入朝鲜，并暗示苏联会供应武器，而且给予空中支援。美国军队在10月1日跨过鸭绿江的主要后果是，金日成原本对中国直接介入持犹豫态度，现在他希望中国这样做了。骰子已经掷出。在政治局决定性的会议上，毛泽东举着斯大林的电报说：“老人家(斯大林)发文要我们行动。”［34］毛泽东投入行动以后，斯大林用军事援助支持了他。
在准备进行干预的过程中，毛泽东考虑到既要支持金日成的革命目标，也要关心他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还要照顾到意识形态信念，即中国革命的巩固需要革命的外交政策。他必须在这三者之间搞好平衡。他没有寻求和美国打仗，在同意金日成向南进攻的计划时，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干涉，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斯大林的；同时希望斯大林相信，当毛泽东采取行动解放台湾时，华盛顿也不会进行干预。［35］
但是基本事实是，尽管北京许多高级同事有疑虑［36］，而且苏联并没有提供所希望的空中掩护，毛泽东还是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他的决心，部分地是由于他害怕朝鲜冲突会给中国自己引来“反革命”的威胁。“如果我们不派军队，”他说，“当敌人的军队逼近鸭绿江时，国内外的反革命就会头脑发热。”［37］他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发电报，强烈地表示要进行干预：“总之，我们将要而且必须参加这场战争。这样做将会特别有好处，不这样做会特别有害处。”［38］
毛泽东对朝鲜的战斗实行事必躬亲的领导。他非常焦虑，在五天时间内，向在前线的彭德怀发去了不下18封含有详细指示的电报。在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的烟灰缸每两小时就得清空一下。
毛泽东的大儿子岸英，在毛泽东开始与江青的新生活时，与贺子珍和他那精神有毛病的弟弟一起去了莫斯科。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岸英都是学生。他试图让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虽然他不是跟苏联人而是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路易吉？隆哥的儿子住一个房间)，他的继母在精神病院度日，而他弟弟岸青，则大部分时间跟一位金发碧眼的俄国女郎一起下棋和嬉戏。
岸英1945年回到中国。毛泽东认定他对书本知识已经懂得够多了，但是对农活儿懂得不够。因此，岸英离开北京，在河南省的一个村庄干起了拉粪肥的农活儿——铲起粪肥装进袋子，并赶着驴子运送散发着恶臭的袋子。
毛泽东很高兴地看到他儿子学着做他自己在成为学生之前被要求做的杂活。毛泽东对待岸英的方式，有毛泽东的父亲对待毛泽东方式的影子。
岸英遇到了一位姓傅的漂亮女孩，希望和她结婚。虽然有江青为他说情，毛泽东还是反对。“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我就不敢理解你了。”他说，“婚姻对你来讲，既是婚姻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39］后来在西柏坡，岸英遇到了他希望迎娶的另一个女孩。毛泽东假装同意，但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他又阻止了这个婚姻，理由是女孩才18岁，太年轻了。父亲和儿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结果毛泽东气喘吁吁，浑身发抖，岸英则痛哭一场。毛泽东问警卫员：“你看我对谁更亲啊，是我的儿子，还是你？”［40］
毛泽东觉得，他儿子既应该学习养猪，也应该学习打仗。他要彭德怀将军把岸英带到朝鲜前线去做中俄文翻译。有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设在朝鲜山区的人民志愿军第二军的司令部。由于直接命中，大部分工作人员阵亡了。岸英躺在血肉模糊的尸体中间，壮烈牺牲。听到这个消息，毛泽东一整天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在拉锯战之后，到1952年，情况变得很可能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取得朝鲜的统一。然而，毛泽东对同意停战是否英明存有疑问。“我告诉斯大林和金日成，”他说，“如果我们坚持再打一年，美国人将会失败，朝鲜就会统一。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大老板(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想停战。我能怎么办？只得停战。”［41］不过，在停战协议签署的那天，毛泽东走出办公室，扯着嗓子高兴地唱了一段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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