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的爱情
日本大正二年(1913年)深秋，一群老练的日本便衣警察在横滨、神户、东京等城市频繁地活动着。他们的秘密使命，是密切监视流亡到日本的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宋嘉树等人的行踪，每天向日本外务省作出报告。他们发现，这年8月29日上午，宋嘉树离开了他在横滨海滨山上租赁的楼房，到码头迎接一位亭亭玉立，文静，靦觍的年轻女郎——他的二女儿宋庆龄。当时宋庆龄已从美国威思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取了文学学士的学位，专程从美国赴日本探望她的父母。她带来了仍留在美国攻读的妹妹美龄、弟弟子文对家人的问候，还特意远道带来一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出产的水果——这是孙中山在美国的崇拜者托宋庆龄带来的礼物。
孙中山是因“二次革命”失败于当年8月4日乘抚顺号客轮离福州到达基隆的，5日从基隆改乘信浓号轮船赴日本，8日上午入门司港，正午转往神户。宋嘉树由于是公认的孙中山的亲密友人之一，继续留在中国显然风险太大，于是也在8月初携家眷从上海乘客轮到日本暂避，他的家眷中除妻子倪桂珍外，还有长女蔼龄和两个儿子子安、子良。在日本，宋嘉树很快就跟孙中山会合，恢复了旧日的秘密革命活动。
据日本外务省保存的《有关孙中山动态》文件，从1913年9月至1914年9月，孙中山与宋蔼龄、宋庆龄姐妹经常往来。宋氏姐妹除协助孙中山处理公务外，还曾陪同孙中山拜访友人，参观博览会、游览公园。孙中山生病时，姐妹俩也在旁精心护理。从1914年6月开始，宋庆龄单独来访的次数增多，这年9月以后，宋蔼龄的名字就很少出现于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记录了。
宋蔼龄1910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1912年9月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之后，即任命宋嘉树为全国铁路财务处长，宋蔼龄担任他的秘书。孙中山再度流亡日本后，宋蔼龄继续担任他的秘书。但在此期间，宋蔼龄在东京碰到了她在纽约结识的孔子第75代孙——孔祥熙。当时，孔祥熙新近丧妻，心情沮丧，为改换环境东渡日本，在东京的华人基督教青年会担任总干事。孔祥熙的父亲是山西巨商，通过广开当铺聚敛了大量财富。达对以爱钱著称的宋蔼龄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宋葛龄是最早赴美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女子之一，学识不凡，尤谙于人情世故。孔祥熙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时，就听到过宋霭龄向罗斯福总统直陈美国移民局歧视华人行为的事情。他也很快就被宋蔼龄迷住了。1914年9月，宋蔼龄身穿绣有梅花图案的粉红色缎子礼服，跟胖胖的孔祥熙在横滨一所落座于山丘上的小教堂里按基督教礼仪举行了婚礼。由于宋嘉树当时得了肝病，不宜于长时间席地而坐，按日本式的工作方式工作，宋霭龄婚后又很快身怀六甲，行动不便，宋庆龄便主动接替姐姐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她经常帮孙中山起草文件：有时孙中山口述，她笔录；有时孙中山提出观点，她形成文字。她还担任密电码保管和外文复信，并帮助孙中山致函各地的革命党人，指导就地组党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这些工作中，宋庆龄获得了最大的愉快和满足。
早在童年时代，宋庆龄就对孙中山产生了崇拜的心情。那时，她的父亲宋嘉树在上海负责保管同盟会的财务帐目和会员名册，而且负责秘密印制革命宣传品。孙中山是虹口有恒路(今东余杭路)宋嘉树寓所的常客，也曾到宋家在山东路开设的华美书馆印刷所跟同盟会的志士秘密集会。宋庆龄经常听人悦，孙中山是民族英雄，和她父亲是最亲密的朋友。有一次，孙中山在她家谈道：“中国一定要改革，要推翻现有的君主政体，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让人民拥有最大的权利。但中国的民众很多人还在沉睡，一定要唤醒他们。一个人如果不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生存，那他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我要为中国革命而生，为这个目的去死。”孙中山走后，小庆龄对她的父母说：“孙先生这个人是独具慧眼的，我也决定如此。”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说出这样老成持重的话，全家人听了都感到吃惊。有时，孙中山深夜来到她家，跟她爸爸一起翻阅那些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刚刚印好的秘密宣传品。宋庆龄看到后，也走上前去翻看。这时，父母亲就会赶快制止说：“罗莎蒙黛(宋庆龄的英文名)，小孩子不许随便动这些东西！”那时侯，宋庆龄梦想着：长大以后，她一定要帮助几百万民众，成为伟大事业中的一份子。如今，宋庆龄终于有机会跟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起工作了，而且又正值这位革命先行者特别需要各方面给予帮助的时候，宋庆龄认识到，实现她童年时代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帮助孙中山，这就是帮助中国革命，帮助孙中山，这就是献身于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目标。
在跟孙中山共同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发现，由于岁月的流逝，道路的坎坷，孙中山经常显出憔悴疲惫的神色。在处理完繁忙的公务之后，孙中山就象柱石倾倒的大厦，精神顿时显得颓丧而孤独。在不知不觉中，宋庆龄除开关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常常关心起孙中山的个人生活来。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她脸上就会禁不住泛起红潮。当然，宋庆龄在孙中山身上更多发现的还是他作为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品质和情操。当时，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通过其驻日使馆组织暗杀团，阴谋伺机刺杀孙中山。革命屡遭挫折，并没有减损孙中山的斗志。他号召革命党人鼓起勇气，猛力向前，既不可因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堆而却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发动讨袁，他决意另行筹建中华革命党，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就这样，宋庆龄终于从孙中山身上发现了男子汉性格中最具有魅力的所在——那就是坚定如—的目的性，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敢无畏的奋斗精神。因此，她愿意克服世俗的障碍，跟孙中山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伟大历史目标，一个宏伟的远景而生活。
1915年3月，宋庆龄的父母返回上海。大约在6月下旬，宋庆龄准备回国探亲。临行前，宋庆龄叮嘱孙中山：“在我离开后，假使你能把你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大致记录下来，我返回后可以进一步整理，再由你来订正。这于我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而又可以节省你的时间。”孙中山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宋庆龄，满怀期待地问道，“那么，你准备回来的，是不是？”宋庆龄用坚定的语调回答：“当然要回来的，这件事我认真地考虑了好久。我觉得除了帮助你的革命工作外，再没有什么能使我快活的事情了，我非常希望以这样的方式献身于革命。”这时，宋庆龄的脸上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她凝思片刻后，渐渐低下头，略带羞涩之情地问道：“但是，有一件事我愿意晓得：你究竟愿不愿意要我。”孙中山从这位纯真的少女口中听到如此大胆的表白，放在桌面上的双手不觉微微震颤起来，面色也突然变得有些苍白。他极力克制着激情，发自肺腑地说；“庆龄，这也许是不值得的。我是个不值得你考虑的人。我已经老了，而你还这样的年轻。”宋庆龄站起来，深情地对孙中山说，“革命是不问年龄的，爱心，也没有年轮。因此，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的心一直在追随着你。我的生命已经跟你的生命，跟你的事业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相信你是需要我的。你应该发现，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孙中山走上前，紧紧握住了庆庆龄的手，两眼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然而，“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这句名言，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生活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证。1915年7、8月间，宋庆龄返回上海，准备根据孙中山的嘱咐就婚姻问题征询父母亲的意见。她万万没有料到，在她归国之前，她父母已经将她许配给了一位名门子弟。大姐蔼龄极力想撮合这椿包办婚姻，拼命向宋庆龄吹嘘那位阔少如何漂亮，如何有前途。宋庆龄这才恍然大悟：这位阔少原来主要是大姐替她物色的对象。她斩钉截铁地表示：“这不是我订的婚，而是家长未经我同意作出的片面决定，我决不会承认它！”
宋庆龄回家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晚上，乘只有父母在场时，她郑重提出了跟孙中山结合的请求：“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可是我不希望由此而破坏了我们家的欢乐气氛。我一直等了好久，现在不能不说了。”她的语调是徐缓的，但具有不容移撼的内在力量。她的父母惊愕地看着这位外表文静娇弱的女儿，不知道她要说出什么使他们震惊的话来。宋庆龄接着坦诚地告诉父母：
“我跟孙先生希望互相结合，这样我们可以常常厮守在一起。我的心倾向着革命，我可以在革命事业中帮他不少忙。他是一个善良而伟大的人物，希望你们同意我的请求，”母亲气得几乎要跳起来，她怒气冲冲地反驳说：
“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年龄比你大一倍，又没有财产。难道他将来准备用火药来喂养你吗？况且，他还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父亲当时显得稍微冷静一点。他了解庆龄宁折不弯的性格，想用温和一点的办法动摇她的想法。他说：
“庆龄，这件事需要等待，需要再慎重考虑考虑。孙先生是一位革命者；你能跟随他经受将要遇到的艰难困苦吗？”
父母的软硬兼施，使宋庆龄感到一阵昏眩。父母接下所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见了。醒来时，她已经睡在二楼卧室的床上。她不知道是谁把她抬上楼的，也不知什么时候泪水把绣花枕头浸湿了一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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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宋庆龄被父母软禁了近三个月之久。在这段受熬煎的日子里，她的心泉被灼热的爱情蒸发着，化作片片相思的云雾，飘过关山、大海，飘到了孙中山的窗口。焦虑不安的孙中山也不能再静心等待下去了，他准备从日本归国亲自探明虚实。但是，宋庆龄静却不愿孙中山因为这椿多难的婚事而分散其精力，便写了封信婉言劝阻，请她忠实的女仆偷偷带出家门邮往日本。她在信中写道：“敬爱的孙先生……我多么希望早日回到日本，跟从前一般的和你共事呵。虽然我知道，现在已有别人在帮助你——但请也为我留些事情，等我归来后做吧！你要到国内来的消息我很兴奋。但我认为你来这里也不会有用的，还是照现在这样等待吧。我目前正随时准备到你那儿去。‘总理’，我听到有人现在已这样称呼你。我很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它显示了你对他们的重要性，和他们对你的尊敬。”在给正在美国威斯里安大学读书的小妹美龄的信中；她更大胆透露了她准备“私奔”的计划。她用清晰的英文字体一丝不苟地写道——“美龄：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希望早日离沪返日而遭到父母大人反对的事了。……我就这样在家里被关了好久。我一直希望劝说妈妈改变主意，但是她的意志仍旧没有更改。既然如此，我也只好及早下定决心了。……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美龄，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很可能已经到了日本，返回到了孙先生身边。我将采取迅速而秘密的行动，我想你或许会把这叫私奔吧！但是我只好如此了！……美龄，在这情形下，事情是很难办的，但我的决心非常坚定！”
正当宋庆龄跟她的家庭进行着极其激烈，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时，孙中山也在日本为他跟宋庆龄的正式结合做着多方面的准备，一是物质上的准备。这是最简单不过的。结婚前，孙中山仅仅添置了一些毯子、坐垫和文具。二是舆论方面的准备，孙中山准备跟宋庆龄结合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内的一些同志持反对态度。孙中山坦率地告诉这些人：“我不是神，我是人。”又说：“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跟孙中山十分亲密的胡汉民、朱执信曾当面净谏。孙中山亳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介入我的家庭私事。”由于孙中山的说服，反对的舆论减少了，相反，孙中山的一些自由派的追随者为此感到高兴，认为这是一件有利于推进革命的好事。三是法律手续上的准备。孙中山原是结过婚的。在跟宋庆龄结婚之前，他必须跟原夫人妥善办好离婚手续。他说，“要不这样办，人们就会把庆龄说成是我的情妇。这种流言蜚语将对革命有害。”
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叫卢慕贞，是一个纯粹的旧式妇女。孙中山出生农家，家乡有早婚的陋习，所以他童年时代就奉父兄之命跟卢氏订了婚，1884年5月26日完婚——其时孙中山虚岁19，而实际年龄只有17岁半。孙中山婚后即入香港西医学院读书，仅每年寒暑假回家，1894年以后又奔走革命，流亡海外，更少有回乡省亲的机会。卢夫人虽然先后生有三个子女，但她并不赞同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所以在事业方面她跟孙中山完全是陌生人，彼此徒有夫妻名份。当现存的婚姻关系已经不符合于婚姻的本质时，离异就成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1915年9月2日，孙中山派人接卢氏到日本，商议离婚之事。卢夫人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因此希望在国内安静定居，与寡母长期厮守，而不愿意卷入革命，跟孙中山一起度过动荡飘泊的生活。所以孙中山提出离婚的想法时，卢夫人慨然允诺，用大拇指沾上红墨水，在离婚协议书上按了手印，从而结束了这个并不使她感到幸福的婚姻。9月23日，卢夫人带着婢女和行李，离开东京返回澳门居住。
孙中山做好了以上种种准备便于十月上旬委派同乡朱卓文和朱的女儿摹菲雅(MU-phia)到上海迎接宋庆龄。朱卓文原是旅美华侨，跟孙中山在旧金山相识。他枪法很准，手枪弹无虚发，专替人充当打手或杀手，是披称做“斧头仔”的黑社会组织中的成员。在孙中山的启发诱导下，朱卓文改邪归正，加入了同盟会，担任了孙中山的警卫员。大约从1909年开始，他经常守卫在孙中山身边。他的女儿慕菲雅也成了宋庆龄的朋友。孙中山与卢夫人离婚时，朱卓文是证人之一。因此，派朱氏父女迎接宋庆龄，是最可靠不过的。
十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宋庆龄请她的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逃出家门。朱氏父女在外面接应她；当晚，他们一行三人就登上了开往神户的轮船。第二天早上，宋庆龄走上甲板，眺望荡无涯际的大海。成群的海鸥展翅追逐着船尾。这时，她顿时感到生活的天地如此开阔。是的，人生下来就不是为了抱住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她愿乘着爱的方舟，跟孙中山一道在险风恶浪中继续前行。10月24日下午1时10分，孙中山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东京车站迎接风尘仆仆的宋庆龄。车厢上蒙着远道的尘土，却遮不住宋庆龄脸上洋溢着的幸福。当晚，她跟慕菲雅在日本友人头山满先生家中借宿。
10月25日上午，孙中山跟宋庆龄乘车到东京牛※区袋町五番地(现为东京新宿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寓所。在这里，孙中山与宋庆龄共同签署了一份婚姻誓约书。全文是：
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妻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印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奉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誓约书”纵11.25厘米，横17.25厘米，朱丝栏，全页24行，墨书日文22行；中缝有上鱼尾，栏外左下角印有篆体字“东京榛原制”，作腰圆戳记状。誓约人与见证人签字后，和田瑞律师将誓约书送到东京市政府办理了法律手续，日本当时风俗，认为结婚择双日吉利，故和田瑞律师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为了书写简便，宋庆龄将繁写的“龄”字写成了“琳”字。她留学美国时来刻图章，故结婚时无章可盖。仅孙中山在誓约书上盖了章。
办完法律手续，已是午后，孙中山与宋庆龄来到位于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即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二十三番)的梅屋庄吉家用茶点。梅屋庄吉是一位有义肝侠胆的日本商人，1895年经英国医学博士康德黎介绍与孙中山结识，曾为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提供过经费和武器，并为印行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提供了经费。因此，孙中山1913年再次亡命日本之后，经常在他家安身，为了祝贺孙中山新婚，梅屋庄吉约请了一些友人在寓所二楼的客厅举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梅屋夫人向新郎、新娘敬香槟酒。犬养毅唱了《祝福歌》。由头山满作中介人，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宋庆龄与梅屋夫人分别结成义兄弟和义姐妹。晚七时仪式结束，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他们在东京青山原宿109号寓所(10HarajikuAo-Yama)，度过了新婚第一夜。1979年8月1日，宋庆龄会见日文版《宋庆龄选集》译者仁木富美子女士时，曾幸福地回忆起了64年前的往事。她深情地说：“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宋庆龄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爱情象一道绚丽的生命之光，驱散了孙中山、宋庆龄昔日心灵上的阴霾。孙中山在给他的恩师杰姆斯·康德黎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妻子是在美国大学受过教育的女性。她不仅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来到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很高兴她改变了我以前那种乏味的生活。”美国女记者埃米莉·哈恩在《宋氏家族》一书中引用了宋庆龄写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位校友的书信。信中说：“这次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讨厌那些繁文缛节。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并能B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比是迈进了一所学校，只是再没有‘考试’来麻烦我了。”宋庆龄在另一封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许多事务，否则我是不会参加的。……我每天要会见许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与人交谈。”宋庆龄晚年，还对她的秘书介绍过她新婚后的生活情景。她说：“我的丈夫有许多书，他的室内四壁挂满了各种地图。每晚，他最喜爱的事是铺开巨幅中国山水、运河图，弯腰勾出渠道、港口、铁路等等。而我给他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有著名科学家如汉道斯·埃利斯和著名作家危普顿·辛克莱等的书。那是我当学徒的日子。”但是，宋家对宋庆龄所作的这一人生抉择却继续持反对态度。10月26日怒气冲冲的宋嘉树夫妇乘坐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客轮追到日本。他们不能容忍他们的爱女嫁给他们最好的朋友。宋庆龄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他企图解除婚姻，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他失败了，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斯诺文集》，第一卷，第104—105页)但是，宋老夫妇最终并没有拗过他们倔强的女儿。他们不得不向亲友们宣布，庆龄已经“正式同孙博士结合了”。他们又补送给庆龄一份嫁妆，其中有至今保存完好的金丝绣花被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以及从老家订做的一房柚木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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