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作者：顾保孜，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1938年，已经立春多日，可春天迟迟没有光临长江重镇武汉，天气和冬天一样，雨霏霏雾蒙蒙的，阵阵寒气随着江风透心地冰凉。
周恩来穿着大衣，还觉得身上冷丝丝的。他刚从国民党党部开会回来。
自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已无立足之地的国民党政府只好将大本营从南京搬到相对远离海疆、远离日本军舰的内地武汉。可是形势不容乐观，日军长驱直入的步伐已经直逼武汉等沿江城市……所以，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去国民党那里商谈国共抗击日军进攻的事情。
这天，他刚回来，还没有进房间，就听见房里有女孩的抽泣声，一会又听见邓颖超和女孩轻声的谈话声。
他快步推门进去，看见一个瘦弱的女孩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坐在沙发里哭泣。孩子看见进来了陌生人，惊恐地站立起身子，一双大眼睛里汪着泪水……她瘦小的脸庞上和袒露出的手腕上隐约可见紫色的伤痕。
周恩来一惊，莫不是汉口地下党找到了刘少奇之女？
前几天，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将黄包车悄悄停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前，好像是等客人，却不见他招揽生意，而是蹲在一边吸旱烟。他见周恩来出来，便将烟斗往鞋底磕了磕。这是他和周恩来的接头暗号。
原来这个车夫是潜伏在汉口的地下党员。周恩来马上明白了车夫的意思，便和副官坐上了他的黄包车。“车夫”拉着周恩来走进一条偏僻的街巷，放慢脚步，轻声告诉周恩来：我已经找到刘少奇的女儿了！
随后这个地下党将他寻找孩子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周恩来听。
他先按照地址寻找抚养孩子的那家人，可是找到地址，却发现换了主人。听说以前那家工人早已搬了家，好像在什么靠江边的棚户区。他只好沿江一个挨一个寻找棚户区。经过一个星期的打听查访，终于找到了抚养孩子的那家人。
哪知他一提是来接孩子的，孩子的养母便嚎啕大哭起来，“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哇！”
他开始还以为孩子夭折了，觉得十分失望，也跟着叹气。
后来养母平静了情绪才说出，因为家境困难，家中孩子又多，实在无法养活这个养女。为让孩子能有个活路，将孩子卖给汉口一户殷实小康的人家，做了那家的童养媳。
“算算已经卖了三四年，还不知死活！”养母说到这里，又哭了起来，她这些年老觉得对不起孩子的父母，对不起苦命的孩子。她连看孩子的勇气都没有。
孩子没死！这个地下党精神一震，二话没说，立即让养母带他去见孩子。
到了孩子做童养媳的人家，一走进院子，就见一个瘦弱的女孩在水井边一上一下地打水，那个木桶几乎有她半人高，摇摆不定的木桶不断溅出水来，孩子裤脚上被水浇得湿淋淋的。已是寒冬腊月的大冬天，孩子还穿着单鞋，两手冻得通红，长满了冻疮……
养母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帮着女孩把水提上来，然后心痛地抱住孩子哭了起来。
孩子先是愣愣地望着来人，她已经几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不过她那时还不知道妈妈是她的养母！当她看清楚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时，“噗通”丢下水桶，扑进妈妈的怀抱。孩子大概长期挨打受骂，饱受凌辱，连哭声都不敢大，只见消瘦的双肩在养母怀里剧烈地抽搐，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叭叭直落。那悲哀的哭泣与呆滞的眼神，将一个童养媳所承受的巨大苦难表达得一清二楚。
娘俩也不顾寒风呼啸，抱头哭成一团的情景真让人心酸。
后来养母才知道，原来以为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家，给孩子找了条活路。哪知，这家人心狠手毒，将一个才几岁的孩子折磨得寻思走自杀这条绝路。
投井自杀的孩子，被人发现救了上来，没有死成，但以后遭受的折磨更加惨重。而尝过死亡痛苦的孩子，心灵再不会感到生命的意义。她小小年纪却老是觉得自己已经如死去一般，变得神情呆滞，反应迟钝，沉默寡语……
养母听见孩子的诉苦，看见孩子身上的伤痕，捶胸顿足自责，就是让孩子跟着自己饿死，也不该将孩子推进火坑啊！
孩子一定要带走，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这个接孩子的地下党和买主家的恶婆婆反复争论，终于用20块大洋为苦命的孩子赎了身。
可是孩子一直以为养母是亲生母亲，说什么也不肯跟这个化装成黄包车夫的地下党员走，养母只好又将她带回家。所以，这个地下党员连忙来跟周恩来汇报，是不是先让孩子留在养母家住一段时间？
周恩来听完地下党员的讲述，当即表示不行。孩子从人家家里接出来，人家难免会有怨气，如果到处说这件事情，很容易走漏风声。如果让国民党密探知道了，对孩子和那家抚养的工人夫妇都不利。
“你一定要想法将孩子接到办事处，越快越好，一定记住，要确保孩子的安全！”
几天后，这个叫刘爱琴的孩子终于被带到八路军办事处。她的这个名字也是养母才告诉她的，听养母说，是她生身母亲为她起的名字。
邓颖超一见孩子长得又瘦又小，12岁了，却像七八岁孩子的个头，便心痛地将孩子拉进房间，打来热水，为孩子洗了脸、梳了头。
可能是孩子多年没有人这样疼爱她了，她望着镜子里和气慈善的邓妈妈，问：“我的亲妈妈像你吗？”
看来孩子只是知道了自己还有亲生母亲，却不知道亲生母亲早已离开了她和这个人世。
邓颖超想了一下，觉得应该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孩子，就对她说：“你的妈妈为革命英勇牺牲了，她是你的好妈妈，也是我们的好姐妹，更是我们党的好女儿。党组织千方百计找到你，让你回到亲人怀抱，这不仅是你父亲的愿望，也是你母亲的愿望。以后我们还要送你去延安上学，你的父亲在那里。所以你要化悲痛为力量，向你妈妈学习，做一个坚强勇敢的人。”
亲妈妈死了！刘爱琴睁大眼睛，吃惊地望着邓妈妈。尽管她对亲妈妈没有印象，但毕竟是她的生身母亲，从今以后再也看不见妈妈了，她忍不住眼泪又流了出来，但看见邓妈妈对妈妈充满了敬仰，她内心又涌起一种从没有过的自慰—我的妈妈是英勇的妈妈，而我是英勇妈妈的女儿！
正在刘爱琴一会难过一会自慰时，周恩来走了进来，邓妈妈让她叫周爸爸。她已经从养母那里知道，是周恩来爸爸派人救她出的苦海，原本不再流淌的眼泪不知怎地又不听话地淌了出来……她哽咽着叫了声“周爸爸”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骨瘦如柴的刘爱琴站在周恩来面前，怎么这样瘦弱？他看见孩子的衣服实在太破太短，小腿小胳膊都露在外面，一股怜爱之情涌上心头。他立即叫来通讯员，让赶快给找一套小军装来。
周恩来走到流泪的孩子跟前细细端详，发现她长得和她母亲何葆珍很像，就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问：“孩子，你记得父亲和母亲的模样吗？”
刘爱琴茫然地摇摇头。
“知道有哥哥和弟弟吗？”
刘爱琴眼瞳里蹦出一星亮光，“我还有哥哥和弟弟？他们在哪里？”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你哥哥已经打听到下落了，在你父亲的老家，放羊娃啊，也吃了不少苦，我已经派人去接他了，不久也要来这里。可是你弟弟现在还没有找到……”
警卫员将小号棉军装找来了，周恩来让刘爱琴换上。尽管是最小号的军装，套在刘爱琴的身上还是那样宽大。
刘爱琴摆动摆动袖子，用手摸摸衣襟，脸上有了属于孩子的笑容。她突然天真地问：“我的妈妈也穿军装的吗？”
沉浸在幸福中的她已经将和她长相酷似的妈妈牢牢地烙在脑海里，她希望能更多地知道妈妈的事情。
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向她讲述了她妈妈的往事。
2
仅有12岁的刘爱琴吃惊地发现她不仅和母亲长相相似，连她的童年竟然也和妈妈如此相似，这究竟是命运的巧合还是命运有意的安排？
刘爱琴的妈妈是湖南人，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10多岁时被卖给地主家的一个女佣人当童养媳，和未来的婆婆一起成为地主的佣人。她当然不可能知道，在她牺牲以后，她唯一的女儿也走上了这条凄惨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刘爱琴的妈妈利用陪地主女儿读书的机会认识了字，而且学习好于地主女儿。而刘爱琴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文化，12岁还不识字。人一旦有了文化，命运往往会因此而发生转折。妈妈在私塾先生的鼓励下，想报考县女子师范，但是地主让她用女儿的名字顶替才容许考，结果她考的成绩非常好，可是最后走进师范校门的是地主的女儿而不是她。1918年妈妈已经16岁了，她逐渐明白了自由的含义，坚决地和地主及其那个女佣解除了关系，考进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她半工半读，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她在毛泽东的指点下迅速成长起来，被派到安源煤矿协助父亲刘少奇开展工作，妈妈22岁时成为父亲的妻子。
大革命失败后，她不得不将自己才1岁多的女儿，就是现在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听周伯伯和邓妈妈讲妈妈故事的刘爱琴，寄养在汉口一个同情革命的工人家里，所以，刘爱琴从记事起，就只见过那对善良的工人夫妇，她一直以为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寄养她的同时，父母又将他们的大儿子刘允斌，也就是刘爱琴没有任何记忆的哥哥送回父亲的老家。然后，母亲忍受儿女离别的痛苦，开始跟随父亲过起危险而动荡的生活。
当他们从充满白色恐怖的武汉到上海时，上海也是白色恐怖一片。
母亲被党安排做地下联络员，公开的身份是教师。不多久，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刘爱琴的弟弟刘允若在上海出生。1932年，父亲撤离上海到苏区工作，党组织见母亲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做得很好，没有暴露身份，就留下她继续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可是她一次在街上行走时，被叛徒发现。她设法摆脱了叛徒的跟踪，可是她刚收拾了东西，准备带4岁的儿子离开家时，却晚了一步，便衣特务已经包围了她的住处。
母亲知道此次难逃敌人魔爪，但实在不忍心让幼子和她一起遭到不幸，便急中生智，随手将孩子推进站立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的房东太太的怀里，低声说了句：以后会有人接走这个孩子的，请你帮助我照管几天……拜托了。
以后这个弟弟就失踪了。
因为何葆珍妈妈在上海早已改名换姓，敌人一时无法认定她是共党分子，只好判她15年徒刑，囚禁在南京监狱。不幸的是又一个叛徒指认了她是共产党，而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妻子，她的真实身份再也无法隐瞒了。1934年秋天，她被屠杀在南京雨花台。
妈妈的故事让刘爱琴泪流不止，也让她感到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在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这是和童养媳截然不同的命运。没有了母亲固然令她伤感，但是有这样的母亲也让她自豪！
以后刘爱琴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爸爸住了一段时间，大家发觉这个曾经胆怯而且脸上挂着忧郁的小姑娘发出了孩子的童真笑声。她不再提心吊胆，不再怕那家凶狠的婆婆抓她走。
过了一段时间，八路军办事处有人要去延安，周恩来将刘爱琴交给他们，让他们将这个孩子带到延安，交给刘少奇。
刘爱琴抱着邓颖超哭了，她不想离开她刚刚认识的亲人，周恩来和邓颖超为她擦干眼泪，像送一个远行的子女那样，对护送的人交代了又交代，叮咛了又叮咛，生怕途中有个闪失。因为从武汉到延安，一路都是抗战的战场，十分危险。
她到延安刚刚和陌生的父亲有了一点感情，她翘首盼望的哥哥，正像周恩来爸爸所说的那样，很快也来到了延安。
兄妹俩一交谈，刘爱琴才知道刘允斌哥哥的童年也非常不幸。
刘允斌出生在1925年，比刘爱琴大一岁多。他们出生时，刘少奇和何葆珍都在领导工人运动，日夜为革命四处奔波，孩子成了他们的包袱，很小便被分别送走。
年幼的刘允斌生活在父亲老家湖南省宁乡县，这里和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一样，充满了苦难和血泪。小允斌如同路边的小草，虽然经受着沉重车轮的碾压，还是慢慢地成长起来了。
刘允斌记事了，懂事了，能记住许多人和事，懂得许多人情世故。可他就是记不得自己父母的模样，不懂得父母为什么不来看他。尽管他也受到过母亲的爱抚和亲吻，但那时他还处在襁褓之中，无法体会这种深情的母爱。
刘允斌当时只有2岁，寄养在伯父家。他懂事以后，发现自己生活在一家人的冷眼之中，心里常常感到压抑和不解：我自己的父母呢？他们为什么不要我？
刘允斌才4岁，伯父就让他放牛、割草。有一次，他在村边放牛，突然扑来一只恶狗，他的腿被狠狠咬掉一块肉。不久伤口就感染化脓了，家里也不给他治，还逼着他继续干活，很久很久伤口才愈合，但是他幼小的心灵却留下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就这样，刘允斌在没有温暖、没有母爱和父爱的人世间挣扎着、哭泣着，他多么需要妈妈的爱护啊！
而妈妈又在哪里呢？
1934年，何葆珍已被囚禁在南京一座国民党监狱里，即将走向刑场……
她永远也听不到自己亲身骨肉的呼唤了。
何葆珍同难友们告别，迈着坚定的步子向雨花台走去。可她也是母亲啊，心里怎能不挂念自己的丈夫和情况不明的三个儿女。
刘允斌怎么样？爱琴还在不在人世？心爱的小儿子刘允若又在哪里？
母亲正是为了自己的后代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甘愿洒尽自己的一腔热血……
何葆珍牺牲后，刘少奇和党组织想接回允斌，并一直在设法寻找下落不明的刘爱琴与刘允若。可是因当时一片白色恐怖，这些努力一时无法实现。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才接出了刘允斌，找到了刘爱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又从苏北农村找到了刘允若。
刘允斌从小性格倔强。他很佩服本村私塾老先生朱赞延，他为人耿直，满腹学问。他教授的屈原的《国殇》对刘允斌的影响很大。刘允斌对屈原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十分崇敬，曾和小伙伴们步行百里到汨罗江寻找屈原的遗迹，以示凭吊。
1938年底，刘允斌在延安和父亲相聚。他走进父亲的窑洞里，桌子旁一个胳膊上佩带着“八路”袖章的人兴奋地站了起来。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穿布鞋打绑腿，头上有些白发。
“叫呀，这就是你爸爸！”带他来的人对他说，而他站在那里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难道这就是自己的父亲么？他定定地望着面前这个高高瘦瘦的人。
“我的儿子—”很少动感情的刘少奇这次动了感情，他情不自禁地把儿子揽在怀里，一个劲地说，“快长成大小伙子了！”
刘少奇十多年来戎马倥偬、浪迹天涯，自儿子出生还没有见过他几面，这次见已13岁的爱儿如鸣雁翩翩而至，舐犊之情令人潸然。
“爸爸，这些年是否忘了我？”允斌心底的压抑和不解油然而生，仰头问道。
“不思量，自难忘呵！”刘少奇难过且感慨地回答。
隔壁毛泽东听说刘少奇的大公子来了，也来看望，听刘少奇这番言语，也若有所思地感慨起来，他是否也想起了自己在苏联的两个儿子？他何尝不是自难忘呢！
是呵，他们怎能忘记自己的孩子？
革命者虽志硬似钢铁，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刘允斌来到延安后，如冲出笼子的鸟儿见到了高阔的蓝天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对一切都感到新奇。
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比他早几个月到延安的妹妹刘爱琴，并一同进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他们每天都到宝塔山下的延河滩上去出操、上课。后来，因敌机轰炸，学校搬到离延安较远的一条山沟里。在这偏僻的山沟里，刘允斌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浆，用共产主义思想的刀斧雕琢着烂漫的灵魂。
党组织在找到湖南的刘允斌、武汉的刘爱琴后，却一直没有找到在上海失踪的刘允若。
周恩来曾经多次指示上海地下党寻找，过了好几年，才打听到何葆珍当年留下的孩子被一个无业游民收养着。
等弟弟回到父亲刘少奇身边时已10多岁了，抗日战争也已经结束。党组织寻找这个孩子整整用了八年时间。刘允若因为长期生活在充满着悲苦和愚昧的贫民窟里，从小得不到母爱和父爱，过着沿街乞讨、打小工为生的生活，性情变得比较孤僻和敏感，在一般人眼里他是个性格古怪、沉默寡言的孩子。
或许人生经历决定了人的命运，刘允若是何葆珍所生三个孩子中最为不幸的一个。虽然他的哥哥刘允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而卧轨自杀，作为国家的一个高级尖端科技人才这样死去是非常可惜和惨痛的，但是他毕竟有了家有了后代，有过自己辉煌的事业。
而刘允若，因为苦恋曾经是同学却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而不能相见的苏联姑娘，终身未婚，“文革”一开始就被投入监狱，等周恩来得知刘允若被关押在北京，将他解救出来时，已奄奄一息，死时还不到40岁。
刘爱琴作为何葆珍唯一幸存到今天的后代，尽管已80多岁了，但她永远无法忘怀当年回到亲人怀抱的那个时刻，周爸爸邓妈妈在刘爱琴12岁的心灵里就是她感知的第一个亲人。她还记得周恩来告诉她，远在延安的父亲已经接到这里发去的电报，知道失散十多年的女儿找到了，他很高兴，想让女儿去延安。
当时她内心对父亲的感知说什么也没有对周恩来爸爸来得那么亲切和自然。这或许是因为她太需要爱太缺乏爱太没有爱的缘故，第一次得到亲人般的关怀，尽管只是短时间的爱，留给她的记忆却是终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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