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塔西陀的生平几乎没有什么记录流传下来，我们只是从他著作中偶尔的透露，以及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一些书信中得到一些线索。他大概出生在山南高卢或那尔旁高卢，父母情况不详。有的学者根据老普林尼的记载，推断塔西陀的父亲为骑士，曾任比利时高卢行省的高级官员。还有人从塔西陀的姓氏属于罗马最有名望的贵族，断言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单凭这个姓氏不足为信，因为行省的家庭时常采用颁给他们罗马公民权的总督姓氏。不过无论如何，塔西陀显然出生在行省的富裕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度过的。他在少年时代，曾师承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克文提利安努斯，学过修辞学、文学和散文写作。他的简练有力、灵活多变的文风主要得益于早年的严格培养。他还跟随著名的演说家马尔库斯·阿佩尔和尤利乌斯·塞孔杜斯学习法律和雄辩术，后来从事律师工作。从塔西陀作品中流露的高傲的罗马贵族思想也可以说明他属于社会上层。他对于当时社会下层民众不仅缺乏同情之心，还常常表露出轻侮的态度。
据塔西陀自己说，他最早参加政治活动是在韦斯帕西安怒斯皇帝时代，开始可能当一名低级官员，后来在军团中当参将。这些职位都是当时青年的进身之阶。公元77年，塔西陀和罗马显贵、执政官阿格里科拉之女结婚，阿格里科拉是当时军政界的要人，后来更因出任不列颠总督而享有声望。塔西陀宦途顺利，除了自己的才能之外，大概也得力于岳父的提携。大约在公元81年他出任财务官，公元88年又升任行政长官。与此同时，他还成为负责保存西比林承书的祭司团的成员。从公元89年到93年期间，他不在罗马，可能是在北方一个行省任职。所以阿格里科拉死时他们夫妇都不在死者身边。在这段时期内，他可能游历过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对于日尔曼人的知识大约就是在这时得到的。他回到罗马是在多米齐安努斯皇帝统治的最后几年，亲眼见到多米齐安努斯对元老贵族的残酷迫害，这导致他对世袭君主制产生极大的憎恶。
公元97年，在皇帝涅尔瓦治下，塔西陀达到了罗马官阶之顶峰，荣任执政官。这年他为著名的将军鲁福斯作了葬礼演说，据小普林尼书信，我们可知塔西陀在当时已是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和文学家，声誉很高。小普林尼曾盛赞说：鲁福斯的伟大须配以塔西陀的精彩演说才能相得益彰。塔西陀从执政官卸任到出任行省总督，等候了约莫十四五年之久。据19世纪末在加里亚的马拉萨城发现的一个铭文，公元111年之后不久，塔西陀担任罗马重要的亚细亚行省总督之职。在此之前，塔西陀在罗马开始了他的历史及文学创作活动。他的主要历史著作《历史》约在公元104-109年之间写成，与此同时，塔西陀作为元老还经常发表公开演说，出席法庭作辩护演说等。小普林尼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他们两人互相观看演说稿的事。在这期间，塔西陀曾和小普林尼一起弹劾阿非利加香总督马里乌斯·普里斯库斯，这位总督终于以勒索枉法等重大案情遭到可耻的流放下场。在出任行省总督之后，他大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写作另一历史名著《编年史》上。
塔西陀共保存了五部著作，我们可以依次介绍：
《演说家对话录》是塔西陀最早的一部作品，大约完成于公元79至81年，他在这部书中谈论的是罗马演说术衰落的原因，认为罗马帝国时期演说术之所以衰落下来，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
公元98年，塔西陀完成了两部著作，一本是《阿格里科拉传》；另一本是《日耳曼尼亚志》。《阿格里科拉传》是塔西陀为他的岳父所写的一部传记，文中记述他岳父的生平和事业，尤其是他在不列颠任总督时期的作为以及后来在多米齐安努斯皇帝统治时期的情况，全文以颂扬阿格里科拉的人品道德、军功政绩为主旨。显然，塔西陀在这里是为其岳父表白。因为在多米齐安努斯统治之下，许多贵族遭到残害，而阿格里科拉能保住官爵未遭毒手，当时不免有所微辞，塔西陀竭力替他岳父作辩护，说明阿格里科拉和多米齐安努斯之间也有不和，只因他谦和谨慎才幸免于难，并指出“即使在暴君之下，也能有伟大人物”。
《日耳曼尼亚志》是《阿格里科拉传》的姊妹篇，它可能是塔西陀早年在行省做官时对自己感兴趣的日耳曼人所作的研究和观察的一篇总论。这篇作品详细地报道了罗马帝国时代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大日耳曼尼亚以及居住在该地区各部落的情况，其中所述的有关日耳曼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组织和社会生活，以及日耳曼人各部落的分布情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都是绝无仅有的珍贵材料。
他在公元104至109年完成巨著《历史》一书，共有12卷或14卷(据说《历史》和《编年史》合起来共30卷，因大部分已散佚，卷数无法确知)，此书包括的时间是从公元69年格尔巴当权开始到公元96年多米齐安努斯之死为止。塔西陀在晚年完成的另一篇名著《编年史》，显然是模仿李维，继承他的巨著《自建城以来》。塔西陀的这两部主要著作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史，而他们所保存下来的部分则是我们研究罗马帝国初期的重要史料。
从塔西陀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倾向于共和制度，对于帝制有着强烈的反感。他认为从奥古斯都死后直到图拉真以前的时代都是悖逆不道的，他厌恶鄙视这一时代的所有“元首”，对他亲身经历的尼禄和多米齐安努斯的暴政更是深恶痛绝。他把暴君的出现归咎于世袭君主制，而在探究世袭君主制的成因时，他却囿于个别人物的作用，他认为奥古斯都始终是个独裁军人，提伯里乌斯才是专制君主制的奠基者。他对帝国初期的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丑恶和愚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尖锐的讽刺，这些在当时被崇奉为神圣的皇帝，在塔西陀的笔下却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
塔西陀对他生活的时代持有批判态度，他以历史学家特有的眼光和洞察力，对于帝国初期的统治者的狰狞面目，以及当时社会上各种矛盾和黑暗所作的揭露，使我们对当时社会情况具有较深刻的认识。
他写作史书时搜集史料细致认真，亲自采访。他为了弄清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情况并核实老普林尼之死的传闻，曾两次写信给小普林尼，请他详尽讲述当时事件发生的过程。
像希腊和拉丁史学家一样，塔西陀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喜欢编制重要人物的长篇演说辞。这些演说辞大多有史料依据，但也有一定的渲染和虚构。在《编年史》中有一篇克劳狄乌斯的演说辞，而后来在卢丹努发现的铜版铭文恰好也保存了克劳狄乌斯这篇演说辞的大部分。两个文本对照来，内容大抵相同，但用词和细节则存在差别。
虽然塔西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比不上修昔的底斯，不能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而且他总是以贵族的高傲态度对待人民群众，但他所描述的暴君形象，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怀有革命情绪的作家和政治家往往把他看作专制制度的挞伐者。法国大革命时期，塔西陀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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