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恩来
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
外事无小事，那么，外事中的一些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小事”，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些闹出后果可能很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发表的《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到，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这部新闻片的结尾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来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举行的一种政治活动和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带有宗教色彩，不太合适，于是改称为“晚汇报”。如果是集体生活，如学校、军队、干校，则每天的三顿饭前也要集体“汇报”。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要求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领导”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次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页，第×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那时，还会强迫要求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呢！据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的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声名鹊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曾有这样的年代：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方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的《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的还是外语背的，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的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还是根据李达南先生的回忆，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无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同意，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军国大事何可胜数？相比而言，这些都是细碎小事。然而，唯其“细小”，才更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氛围”之荒诞。在后人看来，这些近似笑话，但万万不能一笑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