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等人在一起
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斯大林的错误一直被掩盖着，以致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泄露后，“许多人惊讶不止”。用毛泽东的话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但现在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讲过”，将来见到了赫鲁晓夫，“也要对他讲”。
毛泽东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归纳为四点：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二、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王明从莫斯科派回来，王明从“左”倾转向搞右倾。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决定把中国“全都交给美国，给蒋介石”。四、“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
斯大林通过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直接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王稼祥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他在3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苏联不仅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而且在中国党问题上也犯了错误。如立三路线，就“与斯大林有关”。尤其是王明路线，达三四年之久，“直接与斯大林有关”。
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过去在讲到中国革命的错误时只讲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联系到斯大林。但是，这并意味着斯大林一贯正确，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说，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接着，毛泽东讲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如何不信任。斯大林说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这件事压在毛泽东心里达六年之久。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1949年12月他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受到的冷遇，用他的话说，“这两个月很不好受”。那个时候，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祝七十大寿，但是，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不在于祝寿，而是想同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没想到，斯大林不同意，因为“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斯大林曾经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又不把中国共产党人看作共产主义者，而是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毛泽东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他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却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后来，斯大林虽然改变了态度，答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但又讨价还价，从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还搞了四个合营公司，才把条约签了下来。所以，毛泽东一想起来“就有气”，说在谈判时苏联人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管，旅顺口要做苏联海军基地，在新疆还搞了“什么合股公司”，对新疆和东北三省，斯大林是“不想放手的”。
针对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他的个人品质，刘少奇明确表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也不能说是斯大林的错误是“个性粗暴造成的”。刘少奇还讲了1949年他去莫斯科的一些情况，他在莫斯科的境遇比毛泽东要好一些。所以，刘少奇说斯大林还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当着刘少奇的面承认不准中国打内战是不对的，甚至还赔礼道歉，坚持要“为中国党干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一直让毛泽东耿耿于怀，加上斯大林性格的粗暴，所以，从情感上说，毛泽东对在见到斯大林之前，对他“就不怎么样”。
毛泽东承认，他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只读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胜利冲昏头脑》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至于斯大林写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那就更不爱看了。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去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对此，毛泽东颇有同感。他说，斯大林跟列宁不一样，列宁能把心掏给别人，平等待人。斯大林却“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连他的著作里“都有这种气氛”。有了这种印象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那阵子，他同斯大林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会“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在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讨论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有些地方批评得相当尖锐。甚至连一些历史旧账都被翻了出来，有些事情还让毛泽东耿耿于怀了很多年。但是，这并意味着中共将斯大林的功绩一笔勾销了。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最初的谈话中曾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做法，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是难免的，“特别像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于犯错误的原因，刘少奇认为，“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
这当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看法，4月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分析斯大林犯“某些严重错误”的原因时指出，斯大林在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所以，对某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社论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
无论是“一棍子打死”，还是“完全错了”，其实都是指苏共“全盘否定”了斯大林。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问题。会议指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对斯大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毛泽东多次责怪莫斯科，不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开宗明义地说，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写了大量的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已经有了足够的研究。而且，赫鲁晓夫还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提到斯大林的功绩。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再次强调：“斯大林过去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运动是有巨大功绩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功绩只字未提，但在秘密报告中却多次提到斯大林的功绩。据他自己说，反对个人崇拜，其目的在于不要夸大某个人的作用，把他变成具有神仙般非凡品质的超人，斯大林就是“被过分夸大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斯大林那些鲜为人知的错误，无非是要降低“某个人的作用”。
但是，问题在于，苏共中央对斯大林批判的尺度并没有把握好，而且做得有些过分。所以，中苏两党在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也就很自然了。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明确告诉米高扬，中苏之间对斯大林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
中共中央不反对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是认为在批判的同时就应该对斯大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只讲错误，不提功劳，这就等于“一棍子打死”。其实，赫鲁晓夫也有他的想法。正如他在秘密报告开头所说的那样，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因为斯大林的功绩在“大量书籍、小册子和研究论文”中“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所以，他在报告中就没有必要再谈斯大林的功绩了。可是，在中共中央看来，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辩证法，怎么能只讲错误，不讲成绩呢？由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就导致了对斯大林问题认识上的分歧。
从3月中旬到年底，中共中央在批评斯大林的同时，也肯定了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党内会议上，还是在会见国际友人时，毛泽东一有机会就谈斯大林的问题。4月29日，他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同他们谈了中共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总之，“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9月24日，他在会见南共联盟代表团时，尽管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但他依旧说了斯大林的好话。说到底，中苏两党围绕斯大林评价问题出现的分歧，就是指对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及程度的看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分量”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抖露”出的斯大林的错误，不过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错误，也是“可以纠正的”。如果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这就是他给斯大林的错误所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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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罢免金道铭职务
play人大副主任金道铭被查
play杜善学涉违法被调查
play令政策涉违纪违法被查
向前向后金道铭
“晋官难当”之流变
——从“矿难魔咒”到“黑金泥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韩文|山西报道
9月1日上午，山西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之前，关于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将要调整的传言已在山西持续数日，此次宣布并不突然。但是，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现在会场的时候，许多参会官员还是有些意外。
“正常情况下，省里主要领导的职务调整是由中组部代表中央宣布，一般派副部长。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自参加，规格有些高了，没想到。”参加会议的山西某高校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有专家指出，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组部部长一同赴会，在中共官员的任免会议中并不多见，此次刘云山出席会议，可能与山西地区的高压反腐态势相关联。
原省委书记袁纯清被调离，据称是对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生严重问题“负有领导责任”。
作为中央第二轮巡视的巡视点之一，今年6月，山西省委发布的巡视整改报告显示，中央巡视组指出的山西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一些案件查处失之以宽、失之以软”。
张宝顺、袁纯清都试图
打破山西的“政商朋友圈”
半年时间里，山西7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被调查，其中包括5名省委常委，这还不包括今年4月被调查的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以及众多市县一级官员。
集中于周末、“双响炮”式公布的上述7人，涵盖了山西省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除金道铭外，上述6名官员都是山西籍本土官员，杜善学、令政策与陈川平系山西运城人；白云与任润厚是忻州老乡。
值得注意的是，此番被查官员的任职经历均有前后交叉。聂春玉曾长期担任吕梁市市长与书记，后擢升为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去年初调任省委秘书长；杜善学是聂之后吕梁市委书记的继任者，一年后升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去年初改任省委常委、副省长，聂是其省委秘书长的继任者；去年初升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白云，聂是其前任，2003年到2006年白曾在吕梁担任过近4年的市委副书记。
陈川平与任润厚的履历有着惊人的相似，两人同为国企掌门人。陈早前曾在山西最大的国有企业太钢集团工作长达26年，历任技术员、车间主任、厂长，并最终登顶董事长。2008年，陈离开太钢成为山西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两年后进入省委班子，担任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则是从煤矿工人干起，在煤炭行业浸淫了近30年，最后成为山西五大煤炭企业之一——潞安集团的董事长，2011年接替陈担任山西省副省长。最为人诟病的是，两人在当选前后均身患重病在国外治疗，身体原因也导致其分管领域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山西上述7名省部级官员与申维辰被调查前后，众多与其关系隐秘的政商人士相继被调查或询问。包括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山西省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等官员，以及邢利斌、张新明、袁玉珠等山西富商。
杨森林曾担任金道铭“副手”5年，金对杨颇为倚重；而杨与令政策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山西大学中文系就读；由于平陆老乡的缘故，陈川平与令政策走得更为亲近。
相比同学、老乡、同事间的“政治同盟圈”，官商构筑的“政商朋友圈”更具杀伤力与破坏性。接近山西高层的消息人士称，金道铭、申维辰、聂春玉、杜善学、白云等均与煤焦领域富商有利益牵连。
9月1日，山西宣布“换帅”的消息刚落地，人民日报客户端第一时间就推送了“山西隐秘政商圈被连根拔出”的文章。文章指出：类似山西官场一些人的这种“朋友圈”，则是为彼此手中的权力可以寻租变现，互相之间具备利用的价值才走到了一起，实质上是“利益圈”……
在山西，基于利益而形成的“政商朋友圈”与“政治同盟圈”由来已久。
数年前，山西个别地市一度出现新任市委书记施政困难，要屈从迎合“地方派”干部的情形。张宝顺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为了打压地方势力的干政，曾向晋南某市同时派过强硬的市委书记与市长；袁纯清时期，其试图通过干部异地交流去打开新局面，并尽可能将班子成员中结成的“圈子”打乱。
但这样的动作显然难以触及权力更高层构筑的“圈子”。
今年6月，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楼阳生调任山西，担任省委专职副书记。在9月1日召开的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湖南省副省长盛茂林出现在会场前排；9月4日盛茂林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消息公布。
除了山西高层的频繁更迭，8月24日下午，公安部治安局原副局长汪凡“空降”太原，接替被调查的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柳遂记。在柳之前，太原市公安局两任局长苏浩、李亚力均非正常去职。
接近山西高层的消息人士称，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的重新布局，是为了解决山西更高层面官员的“朋友圈”。
“晋官难当”流变：
从“矿难魔咒”到“黑金泥潭”
“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句流行于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前的“名言”曾是“晋官难当”的生动注解。
由于全国煤炭行情的刺激、煤矿“多小散乱”的特征以及开矿积极性的提高，自张宝顺担任山西省长的2004年起，山西矿难不断，安全形势岌岌可危。但在于幼军调任山西担任省长前，山西因安全担责的市级以上官员并不多见。
2007年5月，临汾洪洞“黑砖窑”事件爆发。舆论重压下，于幼军代表山西省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检查，并向受害者家属致歉。4个月后，在山西口碑极佳的于幼军黯然离晋。同年12月，由于在山西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中负有安全监管责任，临汾市市长李天太被免职，山西自此进入官员“危险期”。
从2007年开始，因安全事故问责，山西先后有多名省、市级官员被免职，市以下的更是不计其数。
高峰期出现在2008年，当年9月，山西临汾发生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造成254人遇难。临汾市委书记、市长及分管安全的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先后被免职，当选山西省省长未满一年的孟学农随后引咎辞职。
在此之后，履新山西的“煤炭省长”王君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开始大力推进“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与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由于矿难得到有效遏制，山西因安全问责的官员数量与级别开始下降。
即便如此，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山西省省长李小鹏仍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个字回应记者“晋官难当”的提问。
一位要求匿名的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表示，“煤改”缓解了山西官员的安全重压，却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魔盒”。由于煤炭价格的持续上扬，在资源再分配与矿业新秩序的建立中，煤焦领域的权力寻租开始大面积出现，官商勾结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
2008年7月，山西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顺势打响。此后一年战绩辉煌，全省共追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资源价款、基金等各类资金100余亿元；查处了山西省委原副秘书长冯其福侵吞国资等案件600余件。
接近山西高层的消息人士称，金道铭正是由于在担任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组常务副组长期间的杀伐，众多涉足煤焦领域的官员、国有与民营煤炭企业负责人开始向金摇尾乞怜，将金视为“保命菩萨”，对金的直接授意或暗示完全照办。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被指是金道铭情人的胡氏姐妹胡昕、胡磊，均是金道铭的“白手套”，其涉足的煤炭、房地产、信息工程业务中一直有金道铭的影子。此外，金还利用职权为多名涉案人“化险为夷”。
由于山西煤炭资源整合需逐级上报整合方案，作为地方大员的聂春玉、杜善学、白云等人也被指“煤改”期间通过政商联盟从中获利。
外界盛传，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为聂春玉与杜善学的“金主”。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期间，联盛与华润电力合作，先后在中阳、交口、石楼、兴县、临县、孝义等县收购矿井39对，整合后形成13对主体矿井，力度之大令人咋舌。
在阳泉市乃至山西省，“路桥大王”王国瑞声名显赫，这位创立了全国建筑行业500强企业之一——华通路桥集团的河南人不仅实力雄厚，还因长期在阳泉从事煤矿采空区的地质灾害治理而神秘莫测。今年7月，王国瑞被撤销了政协第十一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资格，并被带走协助调查。坊间传言，白云在阳泉期间，与王国瑞关系密切，而王则被指长期盗采国家资源。
要求匿名的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指出，由于之前没有实行资源市场化配置，以行政审批为主，所以在个别官员的运作下，“煤改”不仅让部分煤老板廉价获得了大量资源，也出现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有着“山西首富”之称的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被指在2010年与华润电力的交易中暗箱操作，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今年4月，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或与此有关。
据传，张新明已被控制多时。有人猜测，如果张新明彻底坦白，上至北京，下至山西省、太原市两级将会有大量官员被牵出。
那些非正常去职的“晋官”
2004年至今，山西10年间共迎来田成平、张宝顺、袁纯清、王儒林4任省委书记，以及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王君、李小鹏5任省长，更替颇为频繁。
10年间，山西先后有袁纯清、于幼军、孟学农3名地方大员非正常去职，在全国并不多见。
早前，山西政商人士一度质疑山西籍原省委书记胡富国(注：1993年—1999年任山西省委书记)也是“非正常”调动。传言称胡的去职是因其向各省催要煤炭欠款及清理军队办矿而“引火烧身”。胡调离山西后，先后在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工作，闲暇时经常回晋参加各类活动。
2005年，有着“特区市长”工作经历的于幼军从湖南调任山西。担任省长的两年时间里，于幼军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先后在香港、上海、广州三地举办大型招商会，山西招商引资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于幼军时代，是山西矿难高发期。为了遏制矿难频发，于幼军提出了煤炭产量“零增长”、打响“三大战役”(关闭非法小矿；关闭9万吨以下小矿；整合20万~30万吨中型矿，上马一批现代化大矿)等方略。
2007年9月，于幼军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此后，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挫折——被撤销中央委员、留党察看两年。这一时期，于幼军穿梭于广东、北京两地的图书馆，写下了广受赞誉的《社会主义五百年》。
2010年12月，于幼军再获起用，担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至今。
去年底，于幼军在公务繁忙之余又推出了新作《求索民主政治——玉渊潭书房札记》，这是60岁的于幼军围绕民主政治进行的深入思考。
与于幼军一样，他的继任者孟学农也曾给山西各级官员与百姓带来无限期许。
2007年9月，因SARS疫情去职的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复出，担任山西省代省长。没人能想到，一年后，孟学农因“襄汾9·8溃坝事件”再度去职。
“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2009年7月，赋闲在家的孟学农将这首诗作《心在哪里安放》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引起强烈反响。
2010年1月24日，孟学农再度复出，担任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2013年3月，65岁的孟学农卸任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
直到现在，山西许多官员仍然怀念这位“稳健、正派、谦和”的老省长。
9月1日上午，当“袁纯清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的决定公布不久，人民日报微博便推送消息：袁纯清改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领导农村工作、农业经济的议事协调机构。组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担任，专职副组长为田成平，副组长陈锡文兼任办公室主任，袁纯清为第三位副组长。1999年至2005年，田成平曾在山西任省委书记。
在山西的4年3个月中，袁纯清提出“再造一个新山西”，并通过“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城乡生态化”等举措来实现转型跨越发展。
山西发展蓝图绘就的同时，中纪委出身的袁曾试图通过重拳治吏来整顿干部作风，现在看来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袁将“农民收入翻番”作为施政目标，实施了“干部下乡住村”、“百企千村产业扶贫”等举措，赢得基层农民的赞誉。
与于幼军、孟学农相似，袁纯清人文修养颇高。主政山西期间，袁捉笔赋诗多首来赞美山西的秀美山川，同时还亲自撰写了许多调研报告。
“轻车盘旋细雨霏，满目葱茏滴青翠；远眺高崖飞流瀑，举头半空白云飞；拾级攀高栈道险，碧水潭深浸心扉；品茗小憩清风爽，坐爱霞晚不知归。”——这首诗是袁纯清考察太行山大峡谷时所作。
如今，诗留客走，许多感念袁的贫困地区农民担心会人走政息。
9月1日那个夜晚，当夜幕降临时，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武乡县砖壁村沉寂下来，村民们的内心却久久难以平静——他们不知道这个前省委书记的住村点下一步该如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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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白云被调查
play杜善学涉违纪被调查
play丁雪峰代表资格终止
play人民日报评山西震荡
向前向后吕梁前书记杜善学
吕梁官场地震的百姓观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燕|山西吕梁报道
8月29日，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宣布接受组织调查，成为山西落马的第4位常委。白云曾在2003至2006年期间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2004年撤地设市前为吕梁地委副书记)一职。
至此，近半年来，山西省已有六名任职或曾任职于吕梁的高官先后落马。
近半年来，吕梁官场动荡不断。2014年2月20日，山西省委决定免去丁雪峰吕梁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丁雪峰吕梁市市长职务；2014年5月29日，中央纪委网站宣布吕梁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被查；6月19日，曾任吕梁市委书记的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被查；8月23日，曾任吕梁市委书记的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被查；8月26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被有关部门带走。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一连数名官员的落马都与在吕梁任职息息相关。“吕梁的官场就是煤老板用钱堆出来的。”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吕梁的反腐大幕由2月丁雪峰被免拉开，爆出了吕梁当地地方企业筹集资金为丁雪峰运作吕梁市市长一职的内幕。随即，随着吕梁首富、柳林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的被捕，吕梁当地多年来隐秘的政商“朋友圈”逐渐浮现。邢利斌之后，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现任董事长郭继平已于8月初被带走)都陆续被带走调查。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三位在吕梁地区赫赫有名的企业家，都与最近的官场动荡脱不了干系。
以煤为媒的政商关系
位于山西中部西侧的吕梁山区，曾经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革命老区的荣誉并没有改善吕梁人民的生活。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恶劣环境使得吕梁至今仍然是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市13个县中，国家级贫困县有6个之多。
2003年，吕梁撤地设市，成为山西省第11个地级市。此后的10年，凭借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吕梁“一夜暴富”，成为山西煤老板最多的城市。资料显示，吕梁地区含煤面积1.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总面积的一半。其中，离石柳林矿区的煤炭资源属于4号主焦煤，低磷低灰低硫，被称为煤炭中的“国宝熊猫煤”。吕梁煤炭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0%，煤焦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一半。
当地有关部门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吕梁的经济腾飞与煤炭的发展可谓息息相关，“吕梁能富起来全靠老祖宗地下给留了点煤，煤矿、焦化厂还有其他的伴生产业就是吕梁经济的命根子。”
伴随着吕梁煤炭行业的发展，腐败也随之滋生。据了解，吕梁市原有煤矿主要以村办煤矿为主。1983年，原煤炭部发布《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后，吕梁村办煤矿逐渐采取个人承包制，承包人每年向村办缴纳一定的利润分成。2000年后，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能源需求暴增，价格猛涨，办矿的利润达到惊人的程度。
根据当地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的描述，随着煤矿利润的提高，承包人与村办之间原先的利益分成协定成为了主要矛盾。承包人不愿意增加承包费用，又为了避免他人不满，开始向个别村办领导进行利益输送。随着煤矿利润持续高涨，乱采乱挖现象屡禁不止，矿难时有发生，“送钱的圈子越送越大，怎么能花钱摆平就怎么花钱。”
2005年，为了明确责任所有制，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山西进行了以产权改革为主的第一次煤改，过去的村办煤矿变成了私人煤矿。据当地煤炭企业经营人介绍，“大家都想要煤矿，市场经济嘛，肯定是谁的办法多就给谁。”
2007年，山西省政府进行第二次煤改，鼓励国有煤炭企业集团重组、合并，以提高全省煤炭产业集中度；对于私人小煤矿，则鼓励采取国有煤企托管、兼并等方式。在吕梁，资源整合的形式以政府为主导，煤老板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便至关重要。以煤为媒的政商关系由此潜滋暗长。
据多家媒体报道，邢利斌之所以能够在2006年成为山西首富，得益于其在煤改初期大规模“白菜价”购入煤矿整合资源。以2002年邢利斌8000万收购兴无煤矿为例，若按可开采储量计算，邢利斌每吨煤炭付出的价格仅为0.57元。而按照当时的煤炭市场行情，每吨煤的价格少说也得200元。
当地一名熟知官商关系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官员贪腐问题之所以在吕梁十分严重，与吕梁过分依赖煤炭有很重要的关系。“煤炭行业利润大，前几年市场景气的时候，煤老板的收入轻易就上亿，收入越高，上贡的金额就越大，官场贪腐的价码也随之上涨。”
据说，曾经有煤老板向某位官员“上贡”时，带去的400万现金被该官员断然拒绝，随后该官员婉转地询问了该企业的年收入。第二天，煤老板立即送去了1000万现金。
当地一位商人介绍，吕梁的政商环境表面亲密、实际紧张，一些商人常常抱怨赚钱不易。“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辛辛苦苦赚得两个钱，当官的三言两语就拿走了。”
在吕梁，多年来形成的贪腐风气在一些当地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吕梁的不少当地人认为“花钱办事”理所当然，但是钱能不能花出去，取决于能不能找到过硬的关系。就这样，吕梁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利益彼此交错，政商之间逐渐形成了“合作互惠”的模式。
传说中的吕梁“买官价”
在丁雪峰被免职后的2014年2月24日，中央第六巡视组向山西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提到，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牟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巡视组组长叶冬松代表巡视组向山西省提出的意见建议中包括：严肃查处“跑官要官”、拉票贿选及违规用人等问题。当地不少人认为，这项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吕梁。
此次落马的6位先后任职于吕梁的官员中，除白云被称主要是因其在阳泉市任市委书记时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外，都与靠吕梁当地企业资金上位紧密联系。其中，近日被查的郑明珠曾主政交口县12年，与当地不少违法露天煤矿业主关系亲密；张中生在调职前把持中阳县34年，坊间传闻被称为“十里钢城”的中阳钢铁有限公司即是该公司董事长袁玉珠为张中生预备的“钱袋子”；丁雪峰的落马有孝义县几位煤老板“鼎力相助”的“功劳”，而聂春玉与杜善学升任省委常委，则离不开邢利斌、贾廷亮等老板的“慷慨解囊”。坊间传闻，仅邢利斌一人，就为杜善学的升迁之路贡献了5000万。
在吕梁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位子轮不到，不是人不到位，是钱不到位。”
在当地广泛流传着一篇《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的帖子，帖子的作者自称是吕梁市的一名副县长，举全家之力在提拔县长的关口行贿400万，最终财力不抵他人败走麦城。据当地消息人士称，“确有其事，据说，因为帖子的影响太大，最后该作者升调至其他部门，也是正县级”。
帖子中，该作者写道：“人的一生都有几个关键的时期，此时需要极大的魄力来应之，最关键是要舍得投资。在竞争实力不相上下之际，财力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数目应是常规数目的3倍以上方能万无一失。我投资了400多万元，自感已经十分充分，实际上只约够有半顶乌纱帽。”
据当地知情人士说，从基层到高层都或多或少存在拉票贿选的现象，凡是涉及到的官员一般都采用“宁可错送不敢漏送”的原则。而贿选的方式主要以送现金为主。“一般的小喽就是购物卡，往上就是一两万的现金，逐步上升，到了需要百万的地步，通常都是送美金或是金条。”
三任党政一把手的口碑
在此次落马的官员中，聂春玉2003年至2006年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2004年撤地设市前为吕梁地委副书记)，2006年至2011年为吕梁市委书记；杜善学2011年1月至2012年1月担任吕梁市委书记；丁雪峰2004年开始担任吕梁市副市长，2009年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2012年任职吕梁市市长。至丁雪峰出事，吕梁市10年来有三任党政一把手落马。
在当地人看来，这三位党政一把手主政吕梁的期间，正是吕梁资源经济迅猛发展的10年，而前两位一把手的升迁，也与吕梁经济繁荣密切相关。一位当地官员透露，“经济好了，一方面政绩好看，一方面腰包也肥了，他们不上谁上？”
聂春玉前后主政吕梁8年，恰逢吕梁煤炭的黄金时代。当地前后两次煤改皆有聂春玉的手笔，吕梁经济由山西省的倒数几名上升为山西省第四名，经济增速更是一度成为全省第一。靠煤矿发家的孝义县更被评为全国百强县，吕梁多名企业家跻身胡润富豪榜。
虽然聂春玉时期的吕梁财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地人对聂春玉的评价并不高。坊间一些说法认为，吕梁的官场腐败正是在聂春玉时期开始愈演愈烈。有传言称，聂春玉本人“有钱就收，收钱就给办事”。
2011年，聂春玉升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杜善学由长治市委书记调任吕梁市委书记。一年后，杜善学成为吕梁市第二名直升山西省委常委的官员。
提及杜善学，吕梁人议论最多的是他的“三项整治”。杜善学在吕梁主政一年多时间内，大搞“三项整治”，整治吕梁13个县的市容市貌，使得民间怨声载道，吕梁市政府驻地离石区的老百姓给杜善学起了个外号“杜根子”，咒他断子绝孙。
据当地官员介绍，杜善学的一路升迁靠的是抓“形象工程”。主政长治期间，杜善学就提出了“绿色长治”的口号。随后，长治市委市政府开始建设“全省一流林业生态大市”，总耗费16.6亿元，“10万大树轰轰烈烈进长治”，为长治带来了国家森林城市的称号。随后，杜善学开始整改长治城市形象，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更换统一街边门店装修，这一举动为长治带来了“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尝到甜头的杜善学随后将这一套搬到了吕梁。
“三项整治”打着为党的70岁生辰献礼的旗号，吕梁市市区及各县的主要负责人都签有“军令状”，各单位牵头包干区域的环境整治活动，因“三项整治”行动不力，吕梁市还处罚了多名县处级干部，杜善学被当地称为“扫城铁腕”书记。
据当地人回忆，当时的吕梁“一片混乱，外地人来了还以为吕梁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道路全部挖开重修，街边的房子全部被拆。”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劳民伤财为老杜，做政绩，填腰包，拍拍屁股走人了。”“三项整治”期间，吕梁市13个县的楼房被要求都刷成一个颜色，但就是这个颜色都被改了三四次。街边的楼房都被要求加盖“欧式尖顶”，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被强制拆除。每家每户要求出2000元统一由政府在阳台外加做空调机的安放铁架，有些人家的空调机明明已经安在了其他地方，还得出钱移位。所有街边的门店被要求强制更换统一样式的门匾。据知情人士透露，杜善学在“三项整治”期间狠捞了一笔，涉及到的工程用料都是亲戚的产业提供，连门匾都是他指定的企业生产。
比起杜善学，丁雪峰在吕梁的口碑还算不错。民间认为他肯做实事，肯卖力。由2004年担任吕梁市副市长开始，丁雪峰在吕梁副职的位子上一呆就是8年，“轮也该轮上他了。”当地官员称，“丁雪峰眼看着年纪也大了，想在退休前最后搏一把，这才筹集了资金找关系上位，结果栽了。”
风暴过后的吕梁
吕梁的经济可谓“成也煤炭，败也煤炭”。
2010年，凭借煤炭行业的繁荣发展，吕梁市GDp突破800亿，跻身山西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到2012年，全市财政总收入累计完成约341.7亿元。
2013年，全国煤炭市场开始衰落，原煤及煤制焦炭价格开始下跌。同一年，联盛集团爆发债务危机。公开报道显示，联盛集团的总债务规模预计超过300亿元，其中，吕梁市共有12家地方企业为联盛提供了对外担保，金额在140亿元左右。截至今年7月，联盛集团的大部分产业仍处于停滞状态。而被牵连进去的一些吕梁地方企业也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据大土河焦化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大土河的1万多名职工自2013年开始出现工资被拖欠的现象，就连日常生产都因为缺乏流动资金处于半停产状态。
根据吕梁市政府公布的2013年经济运行情况，当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完成164亿元，同比下降近一半。其中，国税部分由2012年的39.9亿元减少至4.9亿元，地税收入由35.7亿元降至19.8亿。随着吕梁当地支柱产业负责人的陆续出事，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根据吕梁市政府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财政报告来看，今年1—3月，吕梁市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仅有42.4亿元，远低于去年同期的101.4亿元。
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吕梁的地方财政有可能触及了“地方债”红线。2012年丁雪峰担任市长以后，将吕梁新城规划建设列入主抓的一号工程。按照计划，新规划的吕梁新城位于吕梁市区以北，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计划投入300亿，预计3年时间建成。自丁雪峰落马之后，吕梁新城的建设也陷入半停滞状态。
位于吕梁北部的方山县大武镇是此次新城建设的重点区域。《中国经济周刊》实地考察后发现，大武镇的原有房屋已被拆除了近三分之二，废弃的砖瓦堆至今没有清除干净。建设中的新楼和废墟中保留的房屋形成强烈对比。据了解，至今仍有一部分列入拆迁规划中的房屋，自今年春节后就停止了拆迁，当地人透露，“听说是政府没钱了”。
据《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新城建设已经耗费了不小数目的前期投资，现任市长董岩到任后也表示新城建设“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今年以来的具体操作中，吕梁新城建设规模明显削减，目前只有原规划的部分工程确定还在执行。
当地消息人士称，新城建设前期的一些欠款仍未还清，目前吕梁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明显受挫，财政状况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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